胡適，學者，詩人。
胡適
《舍我其誰：胡適》江勇振 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受到余英時推崇，認為學術性極高。
《胡適全集》（全四十四卷、共三箱）（季羨林主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月24日，是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胡適逝世50周年紀念日。從去年12月17日胡適誕辰120周年紀念日開始，海內外的學術界、傳媒界都有一些紀念活動，漸次層出，于今正熾。
在近代中國，胡適無論是在文化、思想和學術領域，還是在社會的多個層面，均產生過巨大影響。新文化運動近百年之后，今天的人們是如何認識與評價胡適的？胡適對當下的中國社會文化有著怎樣的影響？他的哪些精神遺產是最值得今天的我們重視并傳承的？這些問題，依然值得我們思索。
胡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改變了中國
兩個月前，在為胡適誕辰120周年所作的紀念專題中，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臺灣“中研院院士”、中國思想史研究權威余英時先生對媒體表示，“胡適在今天的影響是間接的”，但“胡適在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的確遠在其他同輩學人之上”。
余英時說，通觀胡適一生而論，他發揮最大的影響是從提倡白話文開始，一般稱之為文學革命。他到北大以后通過講堂和報刊(如《新青年》、《努力周報》、《晨報副刊》等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這是他光芒萬丈的時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史哲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胡適研究會會長耿云志日前也談到這一話題，他認為，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新文化運動的一些中心課題，都是他首先提出來的，而且，人們討論也都是圍繞著他提出的問題來進行展開的。“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特別是在民國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它對于我們中國社會的發展，對中國人思想觀念的改變，對五四以后，中國的政治發展，學術文化發展，都有開創性或者決定性的影響。而胡適是這個運動的領軍人物。”
新文化運動一開篇就是文學革命運動。1917年1月，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要改變過去古文文學占統治地位的狀況。一些古文文學言之無物，無病呻吟。小說、戲劇、詩歌等，都受過去的形式和過去舊觀念的束縛，不能反映當代人的一些真實的思想感情。清末以來，中國已經提倡白話，是為了利于普及教育，文字簡化，建立統一的國語。胡適的文章發表后，不僅從理論上，也從文學實踐上獲得了人們熱烈的回應，文學革命運動比較順利就取得了勝利。到1921年，教育部就規定把小學課文逐漸都改成白話文。后來，雜志，各種出版物都逐漸采用白話文。耿云志說：“過去，人們認為，白話就是鄉野村民講的話，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現在，它成了大家都認同的一種交流的工具。白話一通行，青年人識了若干字之后，他就能提筆寫字作文成為文學正宗，成為全國各階層人民認同的一種交流工具，文學革命運動所取得的成功，它對現代中國影響的發展，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
他為現代中國提供了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
胡適對于當下的意義何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他為現代中國提供了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耿云志更進一步指出，胡適為新文化運動或者說為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提出了綱領性的意見：“中國新文化到底是怎么樣去建立，朝著什么方向去發展，只有胡適提出了完備的綱領，就是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中說到的16個字：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所以，中國一整代青年在當時都受到了胡適的影響。”
張頤武認為，無論是建構“白話”的文化合法性時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還是整理國故的倡導，或是對于中國哲學史的詮釋，或是具體的研究如對于《紅樓夢》、《水經注》等等，胡適在中國面臨深刻危機的時刻為現代中國提供了一種新的知識的支撐。“他的思考沒有魯迅先生的憂憤深廣，卻有其自身的獨特作用。他始終以實用的理性精神為當時的中國提供一種可資利用的實際知識和科學地理解知識的基本方法。”
在余英時看來，胡適無論是推動文學革命、研究哲學史、批判社會(如“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或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都得力于他在美國7年訓練中所獲得的現代思想方法，特別是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論。這些新方法已化為他的基本能力的一部分，因而無論運用在哪一方面，都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他的講求理性，注重邏輯，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都為未來的中國人提供了清楚明白的方法論。今天的中國社會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科學訓練和邏輯訓練的缺失，看到社會所彌漫的非理性的情緒，看看許多情緒化的宣泄，這些都會讓胡適注重基本的方法論，注重邏輯和實證的思維方式更有意義。”張頤武重申，胡適的那些具體的學術成果可以被超越，但他倡導的方法論則在今天仍然需要為80后、90后的年輕人所記取。
建立學術的新范式
在學術教育方面，胡適為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起了開創性的作用。耿云志介紹說，胡適建立學術的新范式或者新典范，首先就是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這本書吸收了西方的科學思想，有系統利用現代的治學方法來整理中國古代哲學。蔡元培高度評價這本書的研究方法，認為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的是哲學史大綱，但是對它感興趣的人遠遠不止哲學專業人士，盡管馮友蘭等人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系統、深入方面超過了胡適，但是并沒有離開胡適所創立的這個基本方式。除此以外，胡適做的《紅樓夢考證》《水滸傳考證》，也都起了示范作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使紅學研究進入了現代學術的范疇。《水滸傳考證》啟發了顧頡剛去研究古史辨，起了示范作用，為中國新學術的發展打開了門徑。
對此，張頤武總結說：“胡適的意義在于他力圖提供一種現代的知識基礎，他將現代的邏輯和知識架構用他的相當明白易懂的方式加以示范，這讓當時剛剛進入現代的年輕學者受到了現代學術和知識運作的基本訓練。這種訓練對于中國現代學術和大學機制的建構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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