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改革開放后出生的年輕人從出生到現在其實是沒什么條件讀史的。這不單單是因為歷史總給人以滄桑老朽之感，更在于這個國家的復雜和嬗變，使得歷史——尤其是辛亥之后的近代史變得面貌朦朧形跡可疑，年輕人的生活充滿了精神之空虛和生存之壓力。讀史？還是算了吧！
好的歷史研究者往往從很早的時候就對歷史產生了興趣。楊奎松和另外一位同樣重要的史學家高華身上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早熟”的好奇。相對而言，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輕人似乎不能像他們的長輩那樣再從某些重大問題上找到審視歷史的需求——等等，真的是這樣嗎？
我的大學生涯始于千禧年，和現在所有的大學生所抱怨的一樣，“入黨問題”成為了大學的重要構成。和很多70年代的年輕人一樣（似乎我的閱讀經驗比同齡人要“老”一些），中學時代我曾經主動自學了毛選，對當中的名篇，如《論持久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深以為意。大學時期，我曾經向政治輔導員提出過一個問題，我大概是這么問的：對《黨章》上所寫的黨員要求應該怎么理解？我見到很多人，從他平時的表現看很明顯不符合黨員標準，但這個人卻入了黨。那么這是黨組織把關不嚴，還是說黨組織希望先吸收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再對這些人進行改造？我記得輔導員是這么回答我的：這個問題以我的能力回答不了你，但我肯定你這么想是錯的。
在后來的生活里，我漸漸發現有越來越多的問題“以我目前的能力回答不了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那么想是不是錯的。”就在這樣的一個階段，我發現心底開始有了讀史的欲望。
上個世紀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動蕩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過去的100年里，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就更多，很多事情可能過去就過去了，但歷史的脈絡怎會輕易被斬斷，就在今天，我們順著手邊的果實向藤蔓摸過去，先摸到有一段被狠狠燒焦，再摸到了浮腫和干癟，再加把勁，再往前摸一段距離，心里明白，我們離那果實的根須越來越近。楊奎松先生和高華先生就像這歷史河流的纖夫，帶著我們這些讀者逆流而上。
對于書中所講述的內容，我就不多贅述，還是等待讀者自己去品味。但有幾個書中提到的問題我卻覺得有必要在這里啰嗦幾句，也算是小結一下自己的心得體會。
這本書里有很大的篇幅談到了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關系（包括之后中共和蘇聯之間的關系）。我認為這個部分對于正確理解中國歷史非常重要。因為中共就是在共產國際一手扶持之下成長壯大起來，也是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造成了很多歷史上的錯誤——但同時也多次挽救中共于危難之際。但我認為，認清這段歷史的意義不僅在于還原一個真相，更重要的是“祛魅”。比如長征，從紅軍戰士個人的角度來講，他們每個人都可以稱之為英雄；但從當時中國戰局的宏觀來看卻遠不是“勝利長征”那么回事。包括長征路線的選擇，其實也是迫不得已，其損失更是極其巨大。
另一個讓我很感興趣的問題是土地改革。由此我想到的不僅是土改政策所造成的破壞或者所建立的新秩序，也不僅僅是土改總以擴大化暴力化結尾的弊病。而是從土改的艱難、反復、慘烈當中想到了中國農村——具體說就是中國農民，從古至今——特別是最近這一百年里為這個國家所承受的種種苦難。我想到這些，當然首先是因為這里面有一個很大的關于正義和道德的命題。但我同樣擔憂，這樣的承受應該存在一個極限，而誰也不知道最后一根壓垮駱駝的稻草什么時候就會落下……
應該說，最近這些年國家很重視“三農問題”，連續幾年的“一號文件”都聚焦農村。但有態度不行，還必須要問效果如何？我看這個效果很不好。為什么不好？怎么樣才能做好農村工作？怎么樣才能把這個國家欠農村的一點點補償回去？甚至退一步想，怎么樣才能不讓農村問題成為中國繼續發展的阻礙？我沒深入研究過農村問題，我希望政府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平心而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應該不少，市面上能見到的著作也蠻豐富。雖然讀史不多，但我還是非常喜歡高華和楊奎松這兩位先生。高華先生的首功是祛魅，楊奎松先生對幾個重要問題的研究非常深入，也做到盡量客觀，實在很不容易。
寫史、讀史究竟有什么樣的意義？我說了挺多，但好像也沒說出些什么。那么就借用《談往閱今》這本書里的一短話吧：
“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問題，有沒有根本損害到蘇共的統治地位呢？沒有。蘇共揭露斯大林的錯誤雖然揭開了一些傷疤，卻撫平了斯大林去世后蘇共領導層內部要求為大批死去的戰友、同事平反的強烈情緒，結果是帶來了更長久的和諧局面，使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再度維系了30多年的時間。這比斯大林實際統治的時間還要長。”
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