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為人低調謙和，從不借與毛澤東的特殊關系自高，他跟隨毛澤東18年。作為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支持劉少奇的“包產到戶”政策，而對于將劉少奇的做法視為倒退的毛澤東而言，對此自然無法容忍。田家英反對將毛澤東思想視作“頂峰”的言論，又被小人利用大做文章，最終讓他難逃厄運。
本文摘自《聆聽歷史細節》第七章，王凡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秀才”們的政治嗅覺還不夠靈敏
包產到戶事件，客觀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澤東之間的政治裂痕。在此后整整半年里，毛澤東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里非常郁悶，有時甚至流露出消極情緒。他曾對董邊說過：“搞政治風險大，一不小心就會跌到旋渦里。”他還曾幾次同董邊認真地商量，提出離開中南海，到下邊去當個縣委書記，認真搞點調查，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該如何搞。
性情耿直的董邊，雖然并不認為丈夫在大的路線是非問題上總是那么正確，但她相信田家英的為人和他的出發點，相信他即便犯了錯誤，也是思想認識上的錯誤。她完全贊同支持田家英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他一起下去。她對他說：“你當縣委書記，我當縣婦聯主任。我也一直在上邊工作，很想多接觸些基層的情況和同志。”
田家英的要求沒有被批準，毛澤東不放他走。酷愛史學的田家英，又向毛澤東表露了離開現崗位，潛心研究清史的愿望。毛澤東說：“噢，你也是搞本本主義！”仍然沒有同意。按逄先知的分析：毛澤東對田家英“雖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還需要他”。
1965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談話。當時，毛主席提議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選擇幾本出版，出版時每本均應由中國人為之作個序。這實際是一次打招呼，要“秀才”們考慮一下先選擇哪幾本，如何作序。談完后他說過幾天還要商談一次。
可在此之后毛澤東突然前往上海，在那召開了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羅瑞卿的“錯誤”進行批判。但在杭州的田家英、胡繩、艾思奇等人，并沒感到政治空氣的驟然變幻，在等待毛澤東再談的一個月里，甚至有些優哉游哉。田家英還帶秘書逄先知重游了 1961年搞調查去過的嘉興等地，為那里喜人的變化感到歡欣鼓舞。直到毛澤東重 返杭州，于 12月21日再次談話，他們仍然沒有發現什么異樣。
這次談話持續了 3個小時，話題還是從選書和寫序始，但談得海闊天空，談到中國古代的幾次戰爭，談到中美關系，談哲學，談當時的思想界，其中還插入了《海瑞罷官》。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寫得好，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彭德懷是海瑞，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他把歷史學家吳晗的劇作《海瑞罷官》與彭德懷的問題聯系起來，提出了一個尖銳的政治話題。
第二天，毛澤東同彭真、康生等人談話，再次重申了 21日與秀才們談的看法：《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
原本毛澤東就寫序同幾位“秀才”講的話，幾個人知曉，依照毛澤東的思路完成交代的任務就行了。可一向尊重毛澤東的田家英聽了如此豐富的宏論后，感到這個以學習馬克思主義為主題的談話非常重要，加之作為中辦副主任的傳統工作習慣，遂提議整理成紀要送給中央其他同志。
具體參加整理紀要的有田家英、胡繩和關鋒，由關鋒執筆。當整理到關于罷官一段言談時，田家英認為談話的主題是馬列主義經典的學習，而《海瑞罷官》寥寥數語，是附帶提及的，同其他附帶言及的話一樣，不必放在紀要中。胡繩支持，艾思奇也同意田家英的見解，執筆的關鋒就按照他們的決定，搞了一份沒有《海瑞罷官》內容的紀要。
在葉永烈的《毛澤東的秘書們》中，是這樣敘述此事的：“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田家英頭上”。仿佛田家英是被動的，并不情愿搞紀要。
“由于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刪去了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
很顯然，這樣的敘述是與真實情況不符的。艾思奇并沒有直接參加紀要的整理工作，他從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關鋒最初整理出的紀要，原本就沒有言及《海瑞罷官》的話，根本不存在從紀要中刪除的問題。關鋒在完成紀要稿后，曾提出毛澤東有關《海瑞罷官》的言論不寫進紀要“行不行”的疑問，但田家英、胡繩對此沒有理會。
回京后，關鋒將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澤東關于《海瑞罷官》等語寫入紀要傳了出去，引起了江青的憤怒。因為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精心策劃的。最初，她在北京組織人寫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張春橋。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執筆。
文章寫成后，江青只給毛澤東一人看，當毛澤東提議讓中央其他領導人過目時，江青極力說服他：不要送周恩來了，因為一送周，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他們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這些情況，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鎖得很嚴密，連中央的核心領導都被她瞞過了。
十多年后，董邊在拜望胡繩同志時，和他談起此事。胡繩回憶說：關鋒后來糾纏不休，非要把那段話加上。經過一番周折，最后只好加進去了。我們在此事的處理上，的確缺乏政治敏感性，關于《海瑞罷官》的話雖然是附帶的枝蔓，但分量很重，不可小視。而且后來這篇講話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們不主張放進的那段話。原先的主題，倒不再被提起了。
胡繩告訴董邊，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觸了解，能明顯體會出家英主張刪去那段話，與他 1959年參加廬山會議，對彭德懷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罷官》來進一步譴責彭德懷的思想感情是分不開的。
在失去毛澤東信任后，田家英仍然敢于在有人反復強調之后，把毛澤東講話中不符合事實的內容置于紀要之外，他雖然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恰恰是講話的“要害”，但這仍需要極大的勇氣。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這最終使他陷于“篡改毛主席著作”的萬劫不復罪責。
田家英反對毛澤東思想是“頂峰”的提法
1966年初，田家英憑著他在中央核心部門工作多年的直覺，預感到一場大的政治運動到來已是不可避免了，“‘風’既已起于‘青萍之末’，必然要‘浸淫溪谷’，以至‘盛怒于土囊之上’”，他對一位朋友作了如是分析。江青、陳伯達等人在政治舞臺上日趨走紅，那么正直的實事求是的黨的干部們能安然履過風濤嗎？處于被毛澤東日漸疏遠的他隱憂重重。
“這種提法在理論上是否站得住？”羅瑞卿問。“這個提法是錯誤的。”田家英斬釘截鐵。“錯在哪里？錯在‘頂峰’二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科學、真理；而科學、真理是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前進而不斷發現、發展和豐富的。頂峰的觀點，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發展到毛澤東思想就到頭了，不再發展了。這是違反科學、違反辯證法的，也是站不住腳的。”
田家英的分析，贏得了羅瑞卿的贊嘆。
不久，江青也對田家英施以顏色。 1966年3月，哲學家、中共“秀才”之一艾思奇病逝。由于艾思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及方面作出了十分杰出的貢獻，故而他的治喪活動超出了其所任職務的通常規格，組建了相當龐大的治喪委員會。但據說由于江青的阻撓，使得與艾思奇關系頗密切，并同為中共“秀才”的田家英被排斥在外，受到故意貶損。
就在那些日子里，田家英請摯友為他刻了一方圖章——“無我有為齋”。他拿著圖章給董邊看時，解釋了何以起這么個齋號的說頭：“一個人光忘我不夠，還要有為。忘我不是目的，有為才是目的，故曰無我有為齋。”
也是在那一時期，中央在杭州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吳冷西說：你吳冷西還算半個馬克思主義者，我還批評批評你。田家英一貫右傾，連半個馬克思主義也不夠，我連批評都不批評他了。
此時，田家英已經被取消了參加中央會議的資格，這話是一位與會的秀才朋友傳過來的。毛澤東對他的定論在他的內心引起極大的悲哀。同毛澤東相處 18年，并經歷了建國后幾次所謂“黨內斗爭”的田家英，稔知毛澤東的脾氣秉性：
毛澤東是一個重感情的人，凡是對他有過幫助的，他不會忘記，并會以行動表示感謝。但誰要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在他認為是路線問題上，同他發生分歧，要想依舊得到他的信任，則非常困難，而且他也是不會忘記的。特別是黨內的干部，如若被毛澤東視為在路線問題上對立的話，他在政治上便很難再有作為。
而田家英，恰恰是那類在意念中視政治生命與肉體生命之比如泰山與鴻毛的共產黨人。如若在政治上無所作為，活在世上而于國于民無益，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他多么希望仍像廬山會議一樣，他再次成為一個例外，哪怕在無我的狀態下繼續“有為”。他沒有向董邊提及毛澤東的評斷，或許他正是以新的齋號吐露了此刻悲涼的心態。可惜的是，田家英雖肯“忘我”，然而面對日益擰緊的階級斗爭之弦，他又能做什么“有為”之舉呢？
這年4月，他的一位朋友隨陳伯達到“大三線”看視歸來，特意去看望田家英。因為他與陳伯達分手時，陳曾當他的面對田家英肆意攻擊，說田家英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不懂，應該下放到人民公社勞動改造。所以他請田家英注意提防陳伯達動手整人。
但田家英對朋友的勸告不以為意，他告訴朋友他與陳伯達打交道二十余年，深知陳的為人，且從不掩飾對他的批判態度。顯然，他并不懼怕來自陳伯達的報復。
但5月22日，中央三人小組突然宣布的關于他的問題的決定，令他感到震驚。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反對毛澤東的這頂大帽子會扣到他的頭上；江、陳會以這樣的罪名陷害他，這是出乎他的預料的。
“篡改毛主席著作”，這是在政治上宣判他死刑的罪狀；與楊尚昆關系不正常，把他正式劃入了“彭、陸、羅、楊”反黨集團；交出工作，搬離中南海，這說明毛澤東真的不再需要他了。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被黨的主席劃到對立面去了，他還能為黨做些什么呢？田家英是以善于思索、善于邏輯推理、善于辯論出了名的，可他此刻感到他再也沒有機會在毛澤東面前為自己辯白了，同時他又怎能和他追隨、愛戴、仰慕了幾十年的領袖，去辯個孰對孰錯呢……??田家英選擇了他的親人和朋友都意想不到，也絕不希望的方式結束了他的生命。今天，當許多人談論起此事，都不免惋惜。然而經歷苦苦的思索之后，我們感到如果他當時選擇了生，無疑會承受更加難以承受的折磨和痛苦，也可能會扭曲如今他在我們眼中的形象。一個勇士的死，或許比他的生，能引起人們的更多的思索。他的死，是有價值的！
注：本文系與田家英女兒曾自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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