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著名學者錢理群先生用三年時間傾心撰寫的《夢話錄》正式出版，面對經濟的崛起、民族主義的高漲、消費主義的蔓延、各類思潮的紛涌，針對當下中國社會轉型的大問題、大是非，錢理群先生以自覺的民間立場，強烈的底層和現實關懷，提出制度建設、文化建設、價值建設、生活建設等四大主張，顯現了一個人文思想家的深刻洞識與全局性關懷。
《夢話錄》以錢先生近年來從校園到社會，從書齋到企業，從大陸到臺灣的演講實錄為基礎，出版前經過精心編改，內容更為精密完善，文采與思想交融，批判與實踐并重。在書中，錢理群先生主要面對青年群體，就魯迅與“五四”傳統、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改造與發展、高校教育與大學生就業、中國人為什么不幸福等話題侃侃而談，并戲稱為一個“老理想主義者”的“夢話”。
在《人生如夢》一文中，錢先生還總結了自己一生“做夢”的三個階段。先生總結道：“我最感欣慰的是，自己的人生三部曲都發展得比較完整、充分：學生時期夢做得最徹底，工作以后現實和夢的矛盾特別尖銳，晚年的夢依然做得徹底，實現起來卻更為從容。這應該是我最基本的人生和治學經驗。”對于當今青年而言，這本書可謂提供了一個最切實的指引。
一、關于價值觀重建與青年人只探討不做“導師”
南方日報：您在《夢話錄》中開宗明義指出，當今中國面臨四項亟待解決的任務：制度建設、文化建設、價值建設、生活建設，那么您是怎么看待這四個“建設”之間的關系的?對于完成這一系列建設任務，您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時間表?
錢理群：不會有時間表這一說，因為我提出這四個建設，是我個人對當今中國的一種觀察結果，一種朦朧的期望，提出來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討，而不是一套具體的社會實踐設計。
也就是說，要創建一種最適合中國國情的，能夠讓每一個中國人過上幸福生活的，為中國老百姓所能接受并且歡迎的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價值觀和新的生活方式。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也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改造與發展問題。
說到四個建設之間的關系，應當說“制度建設”是最根本、也是難度最大的，普通公眾很難介入;核心則是“價值重建”，生活建設和文化建設都是圍繞價值建設展開的。我這本書的目標讀者群體是80后、90后當中那些對于社會現狀及自己的生活心存疑慮、想要尋找出路的年輕人，對于他們來說，面對物質主義、實利主義、消費主義、虛無主義、犬儒主義等等思潮的興起，樹立一種合理的價值觀、找到理想生活方式，顯得尤為迫切。就“價值觀”來說，關鍵是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二是個人與社會、國家、乃至人類和全世界的關系。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要學會“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南方日報：您剛才也提到《夢話錄》的目標讀者，是年輕人當中比較理想主義的那一部分。您在后記中也談到，在各地演講過程中時常碰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有學子請教您怎么在學校里“搞好人際關系”。您是否擔心這些“夢話”有過時的危險?
錢理群：《夢話錄》可以視為我的另一本書《致青年朋友》的姐妹篇，我的演講不可能、也不應該面對所有的青年，大體上可概括為魯迅說的“醒著”的或者希望“醒著”的、“要前進”的青年，年輕人有權利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聽或者不愿意聽，或者聽了毫無反應，甚至產生曲解，都是正常的。
這些年由于年齡、加上退休的關系，我也不可能與當今的80后、90后廣泛接觸，這些演講基本上是一些小范圍的交流。我并不期待它們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畢竟社會現實的力量是很強大的，我的期望就是兩點：第一，能讓年輕人聽到一種和“流行的主流觀點”不一樣的聲音，至少多一種活法;第二，演講這種形式或許會激發瞬間的感動，久而久之被聽眾所遺忘，這也是很正常的。假設他們日后偶爾能回想起來一點，這就足夠了。
和青年朋友打交道，我一直堅持一個原則，必須真誠，不要掩飾自己。面對青年人，胡適很自信，采取的是“導師”式的態度，可以包辦青年的一切疑惑。不過，在今天要是擺出一副導師的姿態，是很容易引起反感的;魯迅就不一樣，他一開口就說“我實在不愿意來講，因為我不知道該講什么好”。這絕不是謙虛，而是真心話。他還特別怕學生鼓掌，說你們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他還經常質疑自己的看法。
我贊成魯迅的態度，我覺得有很多疑惑，是我和今日的年輕人一起面對的。只是出于年齡、閱歷上的一點優勢，我愿意談談自己的看法，也歡迎和大家一起探討。
二、關于北大：讀書是為一輩子安身立命找到信仰
南方日報：在《夢話錄》中您也談到了對北大、包括對高校現狀的一些反思，比如您提到北大正在自覺、不自覺地培養以做“成功者”、“人上人”為目標與動力的“偽精英”。在您看來，北大應該著力于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錢理群：關于北大要培養什么樣的人，胡適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就是要培養引領思想、文化、學術潮流的“精英”。
魯迅也說，北大的傳統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
在我的心目中，理想的北大，不僅要培養一般實用性人才，更要著力培養那些具有創造性思維潛力的人才，包括思想家和學術帶頭人，北大不僅有這個傳統，也有實現的條件，更是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
從歷年報考北大的生源和國家建設需要來說，北大人要做精英，這本身并不錯。問題是，這是怎樣的精英?我理解的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必然是民族與人類良知的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強烈的人文關懷、社會關懷，對世界、國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覺的責任感、承擔意識和犧牲精神;同時，又是有著強烈的底層關懷的，既要“腳踏大地”，又要“仰望星空”。
但現實的所謂“尖子”學生，有相當一部分往往是一些“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論知識與能力，他們都屬一流，但致命的問題是沒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謀求個人利益，也會最大限度地利用體制的弊病，迎合體制的一切需要，以謀私利，恰恰是這樣的人，最容易成為、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為現行體制的接班人，從而成為國家、民族未來發展的根本性的隱患。
南方日報：目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可說是一年比一年嚴峻，甚至“讀書無用論”又有抬頭趨勢，您對此怎么看?上大學究竟圖什么?
錢理群：愛因斯坦曾經強調：大學并不只是一個知識的傳授所、職業的培養所，它的最基本的任務和職能是培養“和諧的人”。這其實也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把“養成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上大學，不僅要求知識、學技術，還要培養自己的人文關懷，為一輩子的安身立命找到信仰，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
我曾經說過，某種意義上今天的80后、90后是最不幸的一代，中學階段遇到了應試教育，大學畢業又碰到就業教育。據我的觀察與了解，當下中國年輕一代最大、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生活沒有目標。那么大學階段如何確立自己的信仰?我有兩個建議：首先，要自由地讀書、自由地思考。大學階段的自由讀書，應該有兩方面，一是古今中外基本經典的精讀，另一方面是盡可能廣博地泛讀，尤其是專業之外的書。在廣泛閱讀基礎上，必然會發現和你“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大師，作為你一生治學和做人的基本精神支柱。除此之外，還要適當參加社會活動，特別是到農村去志愿服務，這對你了解中國國情民意，大有好處，這也是為學、做人的基本功。
真正能實現“精英夢”的永遠是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都得做“泥土”。魯迅也說過，做“天才”固然很好，但“泥土”也是不易做的。我想，假如那些奮斗在基層崗位的北大畢業生，能堅持培養自己終身學習的能力、研究能力、創造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問心無愧地做有思想的“泥土”，那么他們在同一行業中的表現也一定不會“泯然眾人矣”，必有過人之處的。
南方日報：最近幾年，高考狀元棄北大投奔港大的消息引起議論紛紛，您是怎么看待這個現象的?
錢理群：我很早就提出過老北大的輝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而今日的北大，不大可能再像“五四”時期一樣，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思想和文化的發展產生如此深遠、浩大的影響。用一個有點悲觀的詞匯來形容，可說是“大勢已去”。
今天的學生不一定要以上北大為目標，他們有更多選擇。那么，在這種前提下，今日的北大應該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慣性，放下身段，主動調整心態和策略，積極參與生源、人才及學術領域的正常競爭。
三、關于網絡公共知識分子：韓寒的聰明在于對自我身份的警醒
南方日報：您沒有開通微博，或許不少讀者會為此感到遺憾，您怎么看待微博時代“底層民意”的崛起和網絡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
錢理群：這些年我對網絡的看法始終不變，網絡技術兼具革命性和破壞性：一方面它的確具有打破時空、促進溝通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隨著網絡在現代生活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也給人帶來一種新的“奴役”的危險。微博的出現當然很好，多了一個發表意見的平臺，但我覺得也不要把“底層民意”過于理想化，網絡上最大聲、最熱門的聲音是不是一定等于底層民意?我的意見是不能完全畫等號，只能是部分代表。
我對所謂“網絡公共知識分子”也持保留態度。比如韓寒，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人物，在他身上綜合了“網絡紅人”和“公共知識分子”雙重身份。我記得他說過一段話，大意是有時候會發覺自己有被粉絲所操縱的危險，會不由自主地說一些大家希望聽到的話。也就是說網絡是一個陷阱，會無形中制約在這個平臺上發聲的人，如果過分自我陶醉，對這一點不清醒，就容易出問題。
包括最近很火的“韓三篇”我也讀了，我覺得這些文章說明韓寒想要突破自己，要朝“公共知識分子”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他必須往前走，也非常適時地抓住了中國當下思想領域最熱門的關鍵詞;但另一方面，這些文章也暴露出他對文中涉獵的重大課題，思考還不夠成熟、存在不足。無論你對他的回答滿不滿意，他的聰明之處就在于對自己的身份比較警醒，也不斷在反思和自我解剖。怕的就是不清醒。
南方日報：您怎么看待目前網絡爭鳴的現狀、它的作用和需要注意的問題?
錢理群：當今的中國需要百家爭鳴，需要在一個公平、理性的環境中各抒己見，把問題攤開來談。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防止“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既不要過分理想化也不要妖魔化。舉個例子，過去對民國時期評價很低，基本上就是“黑暗的舊社會”;我看到現在網上對民國時期的溢美之詞又頗為盛行，一派清流絕響、風骨蓋世，但真實的民國既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會是徹頭徹腦的光明。包括我們看臺灣大選、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都應當防止這種片面化思維。
我主張魯迅的原則：對任何一種文化、制度、發展模式，都要采取分析的態度，未加反思，就搬用到中國來，是最危險的;這也包括對自己的文化、制度、發展模式，如果不作反思，一味唱頌歌，那就更危險。當下最大危險，就是“不清醒”，不作反思和自省。
另外一點，我注意到現在網絡上的對話，參與者普遍缺乏一種平和的心態，我不贊同那種把自己的見解視為真理、給不同意見加上各種“污名”的做法。即便對于反對的聲音，也應保持尊重，而不是動輒指責對方是“漢奸”或者“五毛黨”。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太復雜了，誰也不敢保證說自己的意見就是百分百正確。
四、關于文化復興：現代化目標“根柢在人”
南方日報：名人故居“保護性拆除”之類的事件不斷出現，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您怎么看待“文化強國”，中華文明往何處去?以及知識分子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錢理群：首先，我認為中國的確處于一個文化復興的大好時機，所謂文化重建，當然不是憑空創造，而是要總結我們自己發展的經驗之外，廣泛吸收各種思想精神資源，包括向東西方文明學習，回歸中國傳統(包括以孔子為代表的古代傳統和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來的現代傳統)，回到民間。所謂“現代化”、“現代文明”，還是魯迅說的那句老話，“根柢在人”，這也是他一直倡導的“立人”的文明觀——現代化目標的深意：“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必尊精神而張精神”，在魯迅看來，“人的個體精神自由”才是現代文明之根、現代化的根本目標。
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的不是“富國”，而是“人國”，富國是手段、過程，人國才是目的。
此外，在魯迅看來，無論傳統知識分子或現代知識分子，都非常容易失去自己的獨立性和主體性。知識分子要處理和“官”、“商”、“大眾”的關系，不要淪為這三者的幫閑，要做到“定”、“清”、“靜”，這一點在今天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錢理群，l939年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19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最受關注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文學和社會的深刻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對20世紀中國經驗和中國道路的總結和反思，對當代社會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內外的高度重視。主要作品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周作人傳》、《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學魂重鑄》、《話說周氏兄弟》、《走進當代的魯迅》、《錢理群講學錄》、《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傳》等等。曾主編《新語文讀本》，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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