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花腰傣”姑娘在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表演民族舞蹈。從2003年起云南進行文化體制改革試點，把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優勢。
這是一個社會大變革大轉型的時代，這是一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文化體制改革在全國有步驟地全面推進——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快構建，文化企業如雨后春筍，文化管理體制加快改革，文化產品創作層出不窮，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沉穩矯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文化的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廣泛。轉變發展方式、提升發展質量、增進民生幸福、促進社會和諧，文化都是重要內容和衡量指標。認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點規律，創新文化的體制機制，是提高文化自覺的邏輯必然，增強文化自信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文化復興的歷史方位之所在。
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部署啟動、全面展開、深化攻堅。經過8年的探索實踐，全黨全社會已經形成這樣的共識：文化體制改革，是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根本途徑，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強大動力，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們已經開辟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中國文化正迎來一個難得的黃金發展期。
改革，文化發展繁榮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經濟發展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全面協調的社會進步，更不會簡單地推進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改革的特點是經濟領先，其他領域依次推進。當經濟領域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中國奇跡”時，文化領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2000年，中國首次舉辦國際圖書博覽會，我們的出版社大多一頭霧水，圖書博覽會不能像書市一樣賣書，這個道理讓很多人想不通。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剛拿到《哈利·波特》中國版權，這個今天看來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時卻瞬間被演繹為出版業的神話。也就是在這一年，“文化產業”這4個字正式寫進中央文件。
進入新世紀，“WTO”這短短的3個字母給中國人上了第一堂國際貿易的掃盲課。然而，打開的貿易之門卻讓門內的人倒吸一口涼氣：全世界每100本圖書，85本由發達國家流向不發達國家；全世界每100小時音像制品，74個小時由發達國家流向不發達國家；美國生產的電影雖然只有全球影片數量的10%，但它卻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觀影時間。
更為尷尬的是，我們的“事業單位”這樣一個體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對等的稱謂，更不要說進行版權貿易。就好像整個世界坐在一張桌子上打牌，“中國”這個特殊的選手，由于沒有獨立的文化法人地位，連參賽的資格都沒有。
如果說國際上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華文化軟實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體制改革的外在誘因，那么，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現實壓力則是加快文化體制改革的內在動力。
長期以來，我國面臨著公共文化服務短缺，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文化消費不平衡，“精神饑渴”現象日益強烈的尷尬局面。
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化單位由國家投資、建設和管理。文化單位按照政府財政撥款的多少劃分為全額撥款、差額撥款和自收自支三種，“多給多干，少給少干，不給不干”。想當年，一個小小的香玉劇社，靠常香玉帶領一幫藝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掙的錢給國家捐飛機；可文化體制改革前，許多文藝院團竟到了無錢排戲的地步。原因何在？關鍵在于香玉劇社是向市場要錢，而國有院團則是向政府要錢。
長期以來，我們的事業職能和企業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屬公益的，公益屬性模糊；本屬市場的，市場屬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辦不分，“有文化、無市場”，構成了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國內的文化市場要逐漸放開，一面是我國的文化單位難以與國外文化企業同臺競爭；一面是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趨強烈，一面是國有文化單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成為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文化復興的迫切要求，成為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重大課題。
事實證明，快速的經濟發展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全面協調的社會進步，更不會簡單地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如何在繼續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開創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新局面？“根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推進文化體制改革。”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部署，開啟了文化體制改革的嶄新航程。
改革，不啻一場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沖破，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堅決改變，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
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
盤點一下中國文化的家底，幾乎令人望而卻步：10000多家報刊，近10000家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美術館，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個發行企業，2300多家文藝院團，近1000家影視公司……地域不同、行業不同、性質不同，可謂千頭萬緒，錯綜復雜。這樣一場涉及面極其廣泛的改革，如何平穩有序地推進，著實考驗著各級黨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復雜性、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環境，使體制改革的過程注定充滿艱辛。它所涉及的內容枝枝蔓蔓，需要調整的關系層層疊疊，從宏觀設計到微觀操作，中間隔著千山萬水。
改革的困惑同樣來自內部。文化體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個政府職能部門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實現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誰來買單？原本就窮得叮當響的文化廳局，不改革好歹還有幾個院團可以管，現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資源都沒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顧慮重重。先改的單位小心試探，后改的單位觀望不前；條件好的地區想“腳踩兩只船”，既保留事業單位身份，又享有企業的收益；條件不好的地區則想慢半拍、等等看。
經過最初兩年的試點和探索，文化體制改革的思路終于明確：科學區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簡單的一句話，撥云見日，使改革的目標和路徑變得清晰起來。
改革之難，其難在人。如同當年經濟體制改革打破鐵飯碗一樣，這也涉及數以萬計人員的身份轉換——以什么樣的身份退休直接決定了退休后每個月拿多少錢。而且舊廟拆了，新的廟又沒有建立起來，讓只會念經的和尚做什么？誰能把人的后顧之憂解決好，誰的改革才能成功；誰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誰才能獲得生產力的解放。
一場不可逆的改革發動起來了。在文化體制改革的幾個關口上，黨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作出的重要部署，成為改革的強大推力。從2003年開展試點，到2005年點面結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開，文化體制改革如關山飛度，一刻沒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經驗總結會，半年一次的考察學習，一個月一次的進度匯報，使改革既有明確的任務書，精細的路線圖，又有具體的時間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國有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基本完成轉制任務，基本完成一批國有骨干文化企業建設任務，基本完成有線電視網絡整合任務，基本完成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改革任務。這四個“基本”，其實都是硬任務。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機制，明確規定，對不具備市場準入條件的出版社，允許其在做好資產財務清算和人員安置的前提下停辦；地方所屬電影制片廠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轉制任務的，將視為自動退出；非時政類報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備市場生存條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沖破，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堅決改變，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中共中央、國務院2005年底出臺的《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充分彰顯了中央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開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經驗交流會，標志著改革的全面展開，出版、發行、電影、文化市場管理等領域的改革，進入決定性階段。國務院隨后出臺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首次將發展文化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
擔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識，在不斷探索中達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養不起”，不會“一轉就死”，也不會使傳統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轉企改制的國有院團出人出戲出效益，生存狀況遠好于改革前。迅猛發展的數字技術，也將人類社會流傳下來的文化成果“上載”，并制成數字文化消費品。
文化資源轉變為經濟優勢，精神文化轉化成物質財富，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中國文化，迎來黃金發展期
誰早進行改革誰就早發展，誰先進入市場誰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氣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戰線的廣大干部群眾緊扣重塑市場主體、完善市場體系、改善宏觀管理、轉變政府職能這四個關鍵環節全面推進改革，不斷取得新成效。
轉企改制，重塑市場主體的關鍵所在。不下決心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硬殼砸掉，就無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場主體。
作為北京市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單位，2004年1月，北京兒藝完成股份制改造，從原來的事業單位徹底轉為公司法人，實現了驚人的飛躍：演出場次增長了7倍，總收入增長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體制改革任務如期完成，全國出版發行、電影電視劇制作等領域基本完成全行業轉制，國有文藝院團完成轉制590家，非時政類報刊完成轉制595家，22個省區市實現省內廣電傳輸網絡整合。全國共注銷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4000多家，核銷事業編制18萬個以上。隨著大批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完成企業工商注冊登記，曾經靠吃“皇糧”生存的事業單位開始面向市場，“事業人”變成了“企業人”。
這些驚人的變化證明：文化單位蘊藏的潛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場開發的前景是廣闊的，誰早進行改革誰就早發展，誰先進入市場誰就先受益。
創新機制，公共文化服務質量大大提升。長期以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公共性”沒能得到充分體現。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就成了文化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上海浦東新區通過“競標+配送”的方式，把對文化產品的選擇權由政府交給基層、交給受眾，變傳統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給什么”。自2003年文化體制改革正式啟動以來，各級政府對文化基礎設施的投入超過了過去幾十年的總和。尤其是“十一五”以來，我國文化事業費年均增速達到18%以上。政府實施的五大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鄉鎮和社區綜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資源共享、農村電影放映、農家書屋建設等，極大地緩解了基層群眾看書難、看戲難、看電影難、文化活動少的狀況。
調整結構，文化產業規模迅速擴張。各地通過推動文化企業以資本為紐帶兼并重組、整合資源，使文化產業的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明顯提高，涌現出一批大型文化企業。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團與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聯合重組的中國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成為國內出版業首次跨地區重組的企業。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公司整合省內發行網絡，控股海南發行集團公司，成為出版業首家超百億元企業。
目前全國已有20多個省市區提出建設“文化大省”、“文化強省”的目標，紛紛把文化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發展。2010年，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都超過5%，有的甚至達到7%。
如果8年前，我們講文化產業是新的經濟增長點，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別人會說這話太不靠譜，但是今天這句話已經上升為我國的一項大政策。
轉變職能，加強和改進文化管理。通過大力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和管辦分離，文化行政管理部門正在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由主要管理直屬單位向社會管理轉變。
山東省臨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聯合執法”的“臨沂模式”。以“臨沂模式”為藍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機構，組建了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局，同時整合文化市場執法職能和執法隊伍，組建起文化市場綜合執法局。這一改革舉措，真正實現了文化審批權、執法權之間的分離。
“走出去”，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隨著對外文化交流渠道的不斷拓寬，我國對外文化貿易幾乎涵蓋了所有的藝術門類，取得了長足進步，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文化企業脫穎而出。在海外設立中國文化中心是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戰略選擇，目前也進入快速發展的新時期，已與148個國家簽訂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和年度文化交流執行計劃，建成海外中國文化中心9個。
8年的奮斗，8年的探索，充分證明文化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新要求，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文化建設的內在規律和發展趨勢，是對文化復興歷史方位的準確把握。
今天，中國文化迎來了難得的黃金發展期，一個管理科學、市場規范、創作繁榮、消費旺盛的文化中國正崛起于世界的東方。
提高文化自覺才能解放文化生產力
一個發展中大國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運，就必須有符合時代要求的科學的文化發展觀
文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不僅僅是生機勃發的文化產業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業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更是我們黨對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是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奠定堅實思想基礎的過程。
全面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科學判斷國際國內形勢，全面把握當今世界文化發展趨勢，深刻分析我國基本國情和戰略任務的基礎上，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當我們回過頭來審視文化體制改革啟動的時機和節奏時，不能不嘆服這高屋建瓴、大膽縝密的頂層設計。
英國BBC曾經評論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領導人也正將注意力轉向國家的文化影響力。”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運，就必須有自己的文化設計，有符合時代要求的科學的文化發展觀。如果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回答的是文化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建設的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那么，這次文化體制改革，不僅要回答在新的歷史時期文化發展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還要回答如何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文化問題。
從理論層面看，文化體制改革的價值是實踐、豐富、深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理論體系，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深化了人們對于文化生產力的認識；從實踐層面看，它解放和發展了文化生產力，創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發展體制機制，理順了政府與文化企事業單位的關系，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們總結文化體制改革的認識和經驗，是為了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鼓起遠航中可以憑借的風帆。
文化體制改革為什么能形成廣泛的思想基礎？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精神導向。沒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來的文化自強，就談不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果說，黨的十六大吹響文化體制改革的進軍號時，人們對于改革的必要性還認識不足的話，那么，黨的十七大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確立“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時，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文化建設新高潮，則已經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
文化體制改革為什么能夠順利推進？改革能否順利，關鍵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順應規律。實踐證明，經營性文化產業只有進入市場，文化產業從業人員的積極性才能更高，主流的聲音才能傳播得更遠。這既是文化發展的規律，也是文化體制改革的規律。因為把文化推向市場，就是把創造的權利、評價的權利、選擇的權利交給了群眾，就是讓實踐的檢驗、群眾的檢驗成為衡量文化發展的標準，從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場的評價中不斷校準自己的方向。事實上，那些關注現實、藝術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產品往往都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近年來《亮劍》、《任長霞》、《恰同學少年》、《士兵突擊》、《金婚》、《闖關東》等一大批優秀電視劇，其收視率節節攀高就說明：占領市場就是占領意識形態陣地；市場份額越大，服務的群眾就越多，正確導向就越能落到實處。
改革能否順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改革對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體制改革之所以能夠保持波瀾不驚、順利推進的良好態勢，就是因為在改革中堅持把以人為本的理念落到實處。只有依靠群眾、為了群眾，改革才能贏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8年來的文化體制改革實踐，可以說也是我們黨的群眾路線的生動實踐，它表明群眾路線的法寶對于我們黨來說永遠不會過時。
文化體制改革為什么能有一個優化的路徑？善于總結經驗，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種科學有效的領導方法。正是因為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領域改革的經驗教訓作參照，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日漸清晰。
自十六大以來，文化體制改革就設計了一個比較完備的發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一手努力構建覆蓋城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手壯大文化產業、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市場；一手抓繁榮，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文化建設認識上的一個重大突破、文化發展實踐上的一個重大創新。
正是由于有了這種“兩分法”的思路，改革的路徑也就變得明晰起來。就宏觀而言，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理順政府與文化企事業單位的關系，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體制。就微觀而言，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增強文化企事業單位的內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單位實行事業體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為重點；經營性的文化產業實行企業體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
文化產業為什么能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在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作用愈加凸顯。因此，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黨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大命題后，又明確提出了“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戰略思路，將發展文化產業作為一項戰略任務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覺，標志著我們黨對文化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境界。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挑戰面前搶抓機遇，加大國家層面對文化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發揮了產業政策的導向作用，使文化產業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貢獻率不斷提升。
文化體制改革仍然面臨攻堅戰
改革的深入推進，要求我們積極關注新情況，勇于破解新難題，不斷開辟新途徑
驀然回首，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已進入加快推進的攻堅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體制改革的各項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數來，已僅僅剩下不足400個日子，我們必須以更加自覺、更加主動的姿態投身于這場偉大的改革，積極關注新情況，勇于破解新難題，不斷開辟新途徑。
思想觀念還需要進一步解放。變革蘊含陌生，陌生產生刺激，刺激有助于擊穿麻木、打開思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必須進一步激活人們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維更活躍、探索的氛圍更濃厚、創新的動力更強勁。毫無疑問，我國是個文化大國，五千年的文化積淀讓我們底蘊深厚，但又遠不是個文化強國。這就要求我們以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和更加強烈的改革意識，努力改變我們以往形成的思維定勢，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不斷提高文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增強中華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更好地維護我國的文化安全。
體制機制弊端還需要進一步革除。文化市場條塊分割、區域壁壘和行政干預的問題雖然已有所改觀，但仍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原有行政主導的文化管理體制并未徹底改變，文化管理權限分散的問題并未根本解決，進而由此造成的資源浪費和多頭管理問題正在成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重要制約。
事業和產業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理順。這一點集中體現在傳媒領域。雖然大部分傳媒企業都已將編輯業務和經營業務分開，有的還將經營性資產剝離組建文化企業，甚至上市融資，但在實際運營中，“事業體制、產業化運營”的二元體制結構缺乏法律依據，在財務管理和融資上存在諸多障礙，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要使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實現協調發展，就必須根據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不同特點，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創新能力還需要進一步增強。雖然近年來我國文化企業的實力顯著增強，但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體現在文化創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國有雜技專業團體100多個，但演出收入低、國際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陽馬戲團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國全部海外商業演出的年收入還多。我國的電影、電視劇、圖書、報刊等的總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創新很難產生全球影響力。因此，增強文化創新能力，必須充分尊重基層和群眾的首創精神，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鼓勵各種形式的探索和試驗。
改革難點還需要進一步突破。隨著出版、發行、影視制作等領域轉企改制任務的基本完成，國有文藝院團和非時政類報刊社轉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國有文藝院團和非時政類報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體制改革的兩個難點，因而需要全力攻堅。推動國有文藝院團轉企改制，絕不是財政“養不養得起”的問題，而是要通過改革，把演藝業發展的主體培育好、結構調整好、環境營造好、體制機制建設好。非時政類報刊也是重要的輿論陣地。著眼于做大做強主流媒體，應率先推進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和省級、副省級、省會城市黨委機關報刊所屬的非時政類報刊轉企改制，同時“關停并轉”一批不符合資質或嚴重虧損的報刊，切實解決報刊業長期存在的“小散濫”問題。
投入保障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健全。堅持政府主導，逐步建立健全同財力相匹配、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相適應的政府投入保障機制。把財政投入更多地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邊疆民族地區傾斜。同時改進財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項目補貼、定向資助、貸款貼息等多種方式，建立財政投入績效評價機制。拓寬投入渠道，積極引導社會資金以多種方式投入文化建設。
文化產業的轉型升級還需要進一步加快。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深刻改變了文化的傳播方式，表現形式、消費模式的變化催生了新的文化業態。我們應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產業，加快發展文化創意、動漫游戲、數字出版、網絡視聽傳輸等新興文化產業，不斷提升新興文化業態在文化產業中的比重。同時，還要注重通過硬品牌來打造軟實力，多出品牌企業，多出文化精品，真正從上游入手發展壯大我國的文化產業。
由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強
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最終目的在于建設文化強國，而建設文化強國需要政府、市場和人才的共同作為
文化和經濟融合產生的競爭力，正成為一個國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難以替代的競爭優勢。新的形勢新的任務，要求我們有更加強烈的文化自覺、更加堅定的文化自信，更加積極主動地擔當起推動中華文化復興的歷史責任。
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最終目的在于實現文化自強，而實現文化自強、建設文化強國的最終目的在于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文化強民。從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來看，一個多元文化發展的世界格局正逐步形成。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我們正由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強的新階段。實現文化自強，建設文化強國，需要政府、市場、人才的共同作為。
在建設文化強國的過程中，政府要大有作為。文化體制改革既是文化企事業單位的改革，同時也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亞當·斯密說過，市場無能為力之處，就是政府大顯身手之地。當中國的“經濟蛋糕”已經做到如此巨大的時候，時代和人民都需要政府進一步轉變職能，從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政府轉變為一個以提供公共服務為導向的政府，政府自身的角色應該定位于宏觀政策的制定者、市場秩序的監管者、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在建設文化強國的過程中，市場要大有作為。一個發達的文化消費市場固然會讓不會游泳的文藝團體嗆水，而一個不發達的文化消費市場如同一個沒有水的游泳池，再好的健將也無法施展拳腳。因此，政府必須把培育需求旺盛、體系健全、運轉健康的文化消費市場，作為推動文化強國建設的一個重要著力點抓緊抓好。
在建設文化強國的過程中，人才要大有作為。一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必定是文化巨人輩出的時代。我們需要文化巨人的不斷涌現，更需要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來加快構建尊重人才、尊重藝術的大環境。恩格斯曾高度評價文藝復興，并將其變革的深刻根源歸結于人的覺醒：“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今天，當我們以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審視正在進行的文化體制改革時，完全可以說這一改革正是中國重建文化自覺、重樹文化自信、實現文化自強的偉大變革，它所迎來的必將是恩格斯所熱情稱贊的那樣一個偉大時代。
一個國家，只有當文化體現出比物質和資本更強大的力量時，當經濟發展體現出文化的品格時，這個國家才能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我們欣喜地看到，文化體制改革所釋放出來的巨大活力，已令中國文化面貌一新，中華文化復興的曙光已展露在世界的東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必將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助力和鮮明標志。（杜飛進、溫紅彥、李舫、張賀、楊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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