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人民出版社剛出版不久的《閻明復回憶錄》，看到一個細節，說他初到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工作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把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積累匯編的毛澤東常用詞語、詞組和成語，一共三大本，送給翻譯組的人先熟悉，以便在毛澤東會見外賓做翻譯時有所準備?；貞涗泴懙溃?#8220;匯編中的‘跌跤子’‘摸著石頭過河’‘一窮二白’‘小局服從大局’‘一個指頭與十個指頭的關系’等，我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更是心靈的窗戶和思想的載體。人們有理由從一個人的話風文風，判斷其內心境界的厚薄高下和對事物的洞見程度。毛澤東表達思想的方式很有個性，認識事物本質的能力頗為獨到，對語言詞匯的選擇異常敏感，說話行文擁有特殊的感染力，因而被稱為“語言大師”。半個多世紀以后，閻明復還對他的常用詞語“記憶猶新”，即為此理。相信和他有同樣感受的人不在少數。
由此筆者萌生一個想法，若有人把毛澤東富有創造性的詞語，梳理出一些來，考其演變，究其意味，畫出一幅別開生面的“語言地圖”，引導人們去巡看毛澤東思維和表達方式上的一些突出“坐標”，該是一道別有洞天的風景，也會勾起人們對現當代中國話風文風的萬般思緒。
毛澤東風云一生立志改變，事實上確實改變了這個世界上的許多東西。看起來不是那么轟轟烈烈的話風文風，就是他用力甚多的一個領域。他年輕時學師范，想改革教育，認為“非將國語教科書編成，沒有辦法”。為此，他四處搜集“文字學、語言學”資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跡，在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兩次寫給語言學家黎錦熙的信中，做過比較透底的宣示。
在后來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澤東很喜歡講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給人耳目一新的話風文風。對枯燥生澀、人云亦云、言不及義的表達，一向深惡痛絕，斥之為“語言無味，像個癟三”，屬于“藏垢納污的東西”。他還極而言之地說，這類話風文風“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經過整頓，黨內的話風文風在延安時期大為轉變，到新中國成立前后，蔚為而成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景觀。至今還活躍在文壇的王蒙，那時是一個中學生，在其回憶錄里，說他當時分別聽了國民黨方面北平市社會局局長溫某某和共產黨人李新的講話，前者“官聲官氣，拿腔作調，公鴨嗓，瞎跩文卻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產黨人的邏輯、正義、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談”。于是得出一個結論：一種舊的政治勢力首先從語文的衰落與破產開始了走下坡路的過程，同樣，一種新的政治勢力的興起也是從語文上就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勝誰了。”（《王蒙自傳·半生多事》）這個說法，頗堪玩味深思。至少說明，當時的進步力量擁有著多么強烈的話語魅力。
新中國成立一段時間后，或許是因為工作運轉逐漸建立起一套機制，或許是因為文件和文章表達形成了相應固定的規范，面對新的事物和新的時代要求，話風文風有時不免顯得尷尬。這讓毛澤東又頭痛起來。1958年1月，他下決心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專門起草了一個《工作方法六十條》，要求話風文風都應當具有三個特點：“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還說“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不講辭章”“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
面對“亂七八糟”的話風文風，毛澤東敢于并且能夠大聲吶喊，確實有他異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氣支撐。因為他自己就擁有渾然天成的語言表達能力，并且創造了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詞語。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有“百代圣賢”影響的人物或典籍，總是以其思想和語言，為中國文化脈象輸送了新鮮血液，從而豐富著漢語世界。（陳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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