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學者研究表明，抗日戰爭期間，藏族同胞或積極參軍，或捐款捐物，或祈禱誦經，以不同方式參與抗戰，涌現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貢獻，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喜饒尼瑪教授長期研究西藏近代史。他說，藏族僧俗民眾對抗日的貢獻主要有四個特點：
一是積極參軍抗戰。抗日戰爭期間，除了以財力、物力支援抗戰外，一些藏族民眾積極參軍參戰，直接投身于反侵略斗爭的最前線。
１９３８年，西藏哲蚌寺僧眾顧及“國家軍事，急需要兵力甚殷”，提出應于康藏各地早日施行政令，征集兵員，在國家民族需要之時，愿拿起槍桿。
１９４３年，甘肅臨潭縣冶力關的藏族人民聯合當地回、漢、東鄉等族人民，組成抗日救國義勇軍，不少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
《蒙藏月報》記載，１９４４年，甘肅拉卜楞藏區熱血青年為了救國救民，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志愿報名參軍。僅該年１２月６日，報名從軍者就達５０余人。１１日，又有６０名蒙藏青年報名參軍。
《康導月刊》等刊物記載，西康藏族青年積極參軍參戰，斗志十分高漲，在中國遠征軍中，就有不少藏族青年。五臺山藏傳佛教僧人還直接組織了“僧人連”，投身到打擊日寇的戰斗中。
二是成立了一批抗日救亡組織。１９３１年，正在南京的康藏人士發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十三世達賴喇嘛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九世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和正在內地的藏傳佛教活佛，以及就讀南京的藏族學生代表等４０余人參加了會議，并發出《告全國同胞書》，呼吁全國同胞緊急行動起來，挽救國家民族危亡。
《告全國同胞書》中說：“同人等籍隸康藏，萬里來京，大義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國會，以與我全國同胞同立一條戰線，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此外，藏族人士還先后發起組織了“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和“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等，赴重慶和各大戰區慰問前線抗日將士。
三是捐款捐物，支援抗戰。喜饒尼瑪指出，包括九世班禪在內，西藏和其他藏區的僧俗群眾開展了空前的捐款支前運動。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西藏僧俗群眾就捐贈國幣５００萬元。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甘肅拉卜楞藏區人民捐獻的錢財，可購買３０架飛機，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輸財衛國”匾額。
四是藏傳佛教高僧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聲討賣國賊。如十三世達賴喇嘛得知日寇侵犯上海后，命令各大寺廟喇嘛為抗戰勝利祈禱，詛咒侵略者。作為國民政府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禪到訪上海、北平、察哈爾、內蒙和青海等地，向各族群眾宣傳抗日救國。
九世班禪臨終前還發表《告西陲民眾書》，希望廣大同胞團結一心，完成抗日救國大業。西藏攝政熱振活佛、西康諾那呼圖克圖、貢噶呼圖克圖等著名高僧也紛紛為抗日奔走呼號。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精衛等人公開叛國，拉薩市全體民眾急電國民政府，甘肅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樣呼圖克圖率領拉卜楞地區１０８寺藏族僧人暨全體民眾，通電聲討汪精衛助紂為虐、認賊作父的賣國行為。
《康藏民眾代表慰問前線將士書》中說：“中國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個國土，中華民族是由我漢、滿、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個大國族。日本帝國主義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實欲亡我整個國家，奴我整個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無茍全僥存之理。”
記者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看到兩檔藏文資料，記載了“１９４５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拉薩群眾在八廓街懸掛橫幅慶祝抗日勝利”的喜悅場景。
西藏自治區檔案局副局長尚擁軍說，這些歷史檔案非常珍貴，充分說明了西藏人民同全國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史實。
西藏大學藏學研究所所長次旦扎西認為，藏漢民族歷史上不斷融合，形成了具有共通性的文化和兄弟民族情誼，促成了共同抗敵意識。
喜饒尼瑪指出，在抗日戰爭中，藏族人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祖國的前途與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共同的命運把藏族人民同兄弟民族緊緊地維系在了一起。
中國社科院日本涉藏問題研究學者秦永章說，藏族人民奮起抗日，增強了祖國的抗戰力量，給了前線各族軍民以極大鼓舞，使他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祖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堅強力量，也使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間有了更廣泛的聯系和更緊密的團結。
“抗日戰爭中，在藏族各階層普遍行動起來的背后，是長期以來蘊藏在他們心中熾熱的愛國精神的迸發，是他們強烈渴望建立一個強盛祖國的集中體現。”喜饒尼瑪說。（張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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