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峰攝
張賢亮
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蘇盱眙，中國新時期以來的重要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靈與肉》《土牢情話》《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被譯成30多種文字，在國際上有廣泛影響。
上世紀90年代，創辦鎮北堡西部影城，獲得巨大成功，《牧馬人》《紅高粱》《東邪西毒》《大話西游》等電影就拍攝于此。
他是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拓荒者，他是上世紀90年代最早一批下海的弄潮兒。他的個性像他的作品一樣大膽直率，甚至讓人驚訝得目瞪口呆。他就是張賢亮。
9月27日下午兩點，這位78歲的著名作家在銀川去世。同一天，寧夏電影集團與上海電視臺簽約，將聯合投資拍攝由他無償獻出版權的40集電視劇《靈與肉》。
文學與電影，構筑了這位當代作家創作的一生。
文學，人生命運的拐點
張賢亮這個名字，似乎一直與爭議相伴。但不可否認，在新時期文學和電影史上，這個名字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文學，是張賢亮幾次命運轉折的拐點。1957年，他因為一首詩《大風歌》被打成右派，后來又“升級”成了“反革命分子”。這頂“帽子”，一戴就是22年。而摘帽，靠的也是文學。
1979年，文學刊物《寧夏文藝》還是雙月刊，可就在那一整年的6期刊物上，接連發表了張賢亮的4篇小說，篇篇都引起反響：《吉普賽人》《邢老漢和狗的故事》……當他的第三篇小說發表時，寧夏主持宣傳工作的一位老干部發現了他，經過調查后，張賢亮終于得以平反。他的創作從此一發不可收，幾年間寫下了《靈與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等代表作。
從發表作品到今天，張賢亮所創造的多個“第一次”，都飽受爭議。他曾說：我是中國第一個寫性的，第一個寫饑餓的，第一個寫城市改造的，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隊的……這話雖然顯得不甚謙虛準確，倒也反映出他在文學上最大的貢獻——寫作內容方面的突破。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的那一批作家都如同拓荒者，一只手捂住尚未愈合的傷口，一只手在新時期文學的荒原上播種。
不過，內容突破還是其次，在很多人看來，張賢亮的作品，更是因為對苦難的“真實呈現”而打動人心。“他的作品反映了時代、國家和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卻并不灰暗，小說中肯定了人性的善良，正是這種善良，給了人活下去的勇氣。”與他同一時代的作家王蒙如是評價。
那是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剛剛從歷史傷痛中走出來的人們，迫切需要傾訴、需要宣泄、需要吶喊，文學成為最好的途徑。不僅是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在那個年代，即使是普通大眾，對文學都非常關注。
“如果有人讀我的作品，對那段歷史有所認識，那我將非常高興。因為這正是作家的使命。”張賢亮曾這樣說。
影城，“出賣荒涼”的立體文學
有悖于傳統文人的做法，張賢亮很少掩飾對“功名”的追求，就如從不諱言那些“第一次”為他帶來的榮耀。但最令他感到自豪的“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舉薦導演張軍釗到銀川鎮北堡拍攝了電影《一個和八個》，喚醒了沉睡千年的古堡。
“一片荒涼，兩座廢墟”，滿股羊糞味。鎮北堡，本是明清時代的邊防戍塞。1961年，正在勞改的張賢亮偶然發現了這座古堡。別人眼里破爛不堪的大羊圈，張賢亮卻“從中感受到一股不屈不撓的、發自黃土地深處的頑強生命力”。如今的鎮北堡已成為國家5A級景區——鎮北堡西部影城。出銀川火車站25公里、出銀川河東機場48公里，到寧夏的游客，第一站往往選擇這里。
1993年，張賢亮拿出自己78萬元版稅，選址鎮北堡，創辦寧夏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后來，他被人們稱為“文人中最會經商的人”。
“帶著一幫泥腿子玩文化”，張賢亮專注于影視城，“如果說，我創作的小說是‘平面文學’，西部影城就是我創作的‘立體文學’。”在他看來，自己并未遠離文學，而讓影視城能成功地化腐朽為神奇，也是文學的力量。
在后半生，張賢亮的精力大多放在了這個“立體文學”上。據說，鎮北堡影視城的布局與很多細節，都是他一手打造。以《綠化樹》女主人公馬櫻花命名的茶樓，就是他自己設計的，花紋是他趴在地上去畫，竹子是他親自安排移栽擺放。
在這座影視基地，他第一次提出“出賣荒涼”的理念，在電影圈內，鎮北堡成功地成了“蒼涼”的代名詞。對于新時期電影，尤其是第五代導演的電影，鎮北堡默默地做著見證。在這里拍攝的第一部電影《一個和八個》，被公認為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之作；而被認為是第五代最后一部作品的《紅高粱》，也是在這里誕生。還有《黃河謠》《邊走邊唱》《紅河谷》《東邪西毒》《大話西游》《新龍門客棧》……有人認為，它見證了“華語電影的黃金20年”，正如影視城大門內的石碑上的標語：“中國電影從這里走向世界”。
“他創辦的華夏西部影視城，對于中國電影有著標志性的意義。”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表示。
離開，讓人難過、讓人難忘
搞文字、做生意，無論干哪行，張賢亮不變的，是積極的生活態度。朋友眼里，他是個性情中人，直率而要強。
在戴著“帽子”、背負“成分”的時代，張賢亮去勞改隊，把日常生活用品和書籍都帶去了，別的書都被沒收了，唯有《資本論》允許被留下。“其實這本書是臨走時硬塞進去的，因為很厚，可以當枕頭。”張賢亮曾如此調侃。熟讀《資本論》，張賢亮不僅為巨著中閃現的文采所打動，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走下去、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在平反之后，由于長時間的壓抑，他有一種強烈的沖動，什么都想干，還曾宣布想辦一份報紙。那種躍躍欲試的狀態，在當時的作家中挺少見。王蒙與張賢亮都曾擔任政協委員，在王蒙的回憶中，張賢亮對參政議政特別積極：“有時，按照會議安排沒有他發言，他就馬上叫嚷說有話要講，一定要發言。在這個年齡的人中，很少有人會這么做吧？我并不介意，倒覺得他可愛。”
因為這份直率，他也惹過不少麻煩，王蒙還曾經幫他解決。用作家梁曉聲的話來說：“他的心性里，還有大兒童的那一面。”而他的另一個老朋友、作家從維熙則認為，張賢亮的個性里，“極為真實的一面顯得有點任性”。
而他的要強也是非同一般。剛得知他患肺癌的時候，王蒙打電話過去問候。誰料到，他并不像一般病人那樣“悲情”，反跟老友辯論起來，說“得肺癌跟抽煙根本沒關系”——因為王蒙此前常勸他少抽煙。“他就是這樣不服輸。他的離開，讓人難過，讓人難忘。”
72歲時，張賢亮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到90歲時方自由，才能說些不可告人的話。到那個時候，我把什么都告訴你。”他究竟有哪些話藏在心底？如今，這已成為他留給我們的遺憾。(周志忠 朱磊 周飛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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