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籌巨資拍攝的大型電視紀錄片《我的抗戰》近日在全國85家電視臺同步播出,其同名圖書《我的抗戰》昨日也正式出版。崔永元出席了首發式。兩位抗日老兵也協同家屬來到現場,現場氣氛異常熱烈。長達幾分鐘熱烈的掌聲獻給親臨現場的兩位抗戰老兵——直到今天,才有人記住了他們的名字——張晉和尤廣才。
崔永元的眼眶紅了,“他們這一輩子接受的掌聲還不如我一天的多。”
老人顫抖的雙手捧著話筒,太多想說的話默默化作一句,“今天真的很開心……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歷史。”老人的話激起觀眾的掌聲。小崔說:“不管是國軍、還是共軍,向所有抗日的中國軍隊致敬。”
崔永元透露,“口述歷史”他會一直做下去,計劃在3至5年的時間里建立一座口述歷史博物館,大家可以免費從這個數據庫中檢索到任何人的口述資料。
■首次將戰俘、偽軍作為歷史敘述的主角
《我的抗戰》是崔永元團隊歷時8年、耗資1.3億元精心完成的一部口述抗戰史記,同名圖書《我的抗戰》呈現了紀錄片的原貌,展現了歷史畫面的原生態魅力,同時逾越了電視表現“不可為”的邊界,還原了編導們當初不得不割舍的精彩內容,在電視初編的大量資料基礎上,做了頗有歷史深度的延伸。
全書由300位抗戰老兵口述真實的抗戰經歷,由24個獨立的抗戰故事組成。很多電視藝術無法表達出來的細節,在文字中得以表達。這本書雖講述戰爭的歷史,但它更關注戰爭中對人性的管窺,關注戰爭中戰勝者、戰敗者、無辜受害者,動蕩年代的狂潮中小人物的命運,所有的人性在本書中均得以彰顯。書中獨家奉送的編導手記,包含了電視上無法言說、必須克制的編導個人體驗——在死亡、犧牲、命運、正義面前,每個人都無法平靜。
與其他抗戰書籍不同的是,《我的抗戰》首次將戰俘、偽軍作為歷史敘述的主角;重新為中國空軍、文藝抗戰者、情報工作者、修路民夫、知識分子等找到了合理的歷史位置;描述了抗戰過程中的愛情、友情、親情;呈現了正面戰場的22次重大戰役,以及敵后戰場的幾次輝煌戰斗,包括松山之戰、百團大戰、平型關戰役等。《我的抗戰》沒有大口號、大場面,只盼望讓沒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我們,記住些什么;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他們,留下些什么。
■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從“我的長征”到“我的抗戰”,崔永元似乎非常喜歡“我的”這樣一種表述方式,小崔解釋道,“在我年輕的時候接受的都是大歷史的敘述,‘全民抗戰’四個字都給解決了。但是當我們做個人口述歷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每一個歷史都非常鮮活。”
這些鮮活的歷史,小崔用兩個字來形容,那就是“選擇”,無論處于什么樣的時代,都面臨著選擇。抗戰的時候有多種多樣的選擇,我們采訪了500多位士兵、軍官和市民,干什么的都有,也許超乎你們的想象。你們肯定知道有打仗的,你們知道有當漢奸的嗎?這沒什么可驚訝的,我們老家那一帶主要產這個。”崔永元笑道,“還有做生意的、讀書做學問的,還有當妓女的,還有做嫖客的,真的和今天沒有什么區別。所以我覺得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每一天,就是兩個字:選擇。”
讓小崔印象最深的是在節目中,有些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在回憶戰爭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就回憶起他的初戀,“你看老人滿頭白發,講起自己初戀戀人的時候,還是那樣的忘情,那樣的投入,讓我特別感動。我想到了21世紀,到這個時代,我們盡量少用大敘述,關注每一個人的個人感受,要讓每一個人有尊嚴。好像誰說過這個話(笑),因為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面,我覺得國家怎么體面?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面。所以我建議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真實版的《潛伏》比戲劇殘酷得多
《我的抗戰》總導演曾海若也來到了現場,如此年輕引起大家熱議,崔永元告訴大家,整個片子的制作團隊基本都是80后,“我有去看他們,經常聽到他們在機房里驚呼,天啊,還有比這難聽的,‘我靠’。他們非常震驚,會奔走相告,這些對他們來說是真實的歷史教育。這本書里,每個編導都寫了自己的感受。”
片子里有一集叫《永遠的微笑》,講三對戀人的故事。崔永元說,其中有一對很像余則成,很像《潛伏》,他的上級是曹二哥,我們的故事是解放后在上海又碰到了曹二哥。但是在編導手記里告訴大家了,曹二哥坐了20年的秦城監獄,和二嫂一起,出來的時候,一個人成了植物人,一個人不會說話了。
“他們當時為了這份工作做了絕育手術,所以他們沒有任何后人,這就是這一代人的經歷,就這樣結束了。這和看電視劇完全不一樣的。”崔永元說,“我也特別喜歡《潛伏》,不管怎么樣,翠平還抱著兒子,余則成可能和她再次相遇組織家庭。但是現實生活沒有那么戲劇化,沒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獻了就奉獻了,很多人失去了就失去了,他們可能一輩子什么都得不到。”
說到這里,崔永元的眼眶紅了,“包括坐在我們面前的兩位抗戰老人,我不知道判斷得準確不準確,我覺得從他們浴血奮戰開始,一直到今天,這一輩子接受的掌聲可能還不如我一天接受的掌聲多,這就是現實。我們用任何發自內心的方式,向他們表達我們的敬意都不為過。”
■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歷史感,再有錢也是土老帽
除了《我的抗戰》,近兩年來,崔永元一直致力于做“口述歷史”,他還透露希望在三到五年內,能夠做一個叫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的雛形,“那完全是數據系統,大家都可以去,身份證出示一下,我們就發給你一個證明,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誰誰,你就可以去到指定的地方去搜索。現在我們的抗戰老兵采訪了差不多有500個人,到時候抗戰老兵就會有上千個人供你搜索,供你做研究,供你出書,而且這些使用全部都是無償的。”
為什么對“口述歷史”這么情有獨鐘,崔永元感嘆道,2001年去日本回來后非常受刺激。“日本朋友給我看了一面墻,是中國56個民族的歷史,每個民族大概都有三到四本書,有他的發展歷史、服裝服飾,所有的原件都在日本,連玩具都弄回去了,房子都拆了弄回去了。所有的書都是日本學者寫的。我再看他們口述歷史的影像,我就更震驚了。”于是他開始借錢、拉錢、募錢,“反正除了偷錢,所有的方式都用上了,”崔永元笑道。8年來他們投入了1.2億進行搶救工作,目前已經累計差不多十萬個小時。
■這些可愛的老人只是冰山一角
“大家可能會說以前我們在電視屏幕前很光鮮,但是做口述歷史成為了幕后者,會很孤獨。但是一點都沒有,做起來就知道了,這里樂趣無窮。”崔永元說。
當天的發布會上,他一直保持低調,把面對公眾的機會讓給那些可愛的老人。“如果說《我的抗戰》最打動人的地方,除了勇于面對真實,還有就是讓老兵自己說話。”歷史顧問李繼鋒說。在發布會的現場,小崔依然堅持“讓老兵自己說話。”
張晉老人曾經是八路軍抗大干部3團學員,尤廣才老人是中國駐印軍新一軍第50師特務連連長。兩位老人面對大家恭恭敬敬行了一個軍禮,現場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張晉老人今年已經89歲了,雖然耳聾眼花手發抖,但回憶起抗戰歲月,依然清晰,“1938年6月份,我參加了八路軍,盧溝橋的一聲炮響,把我震醒了。我要抗戰,我不當亡國奴。當兵以后,歷經八年抗戰,我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能夠活到現在,和90年代的朋友、80年代的朋友能夠見到,我非常榮幸。國家民族的命運寄托在你們身上……”
尤廣才老人昨天特意穿了一件新衣服,“現在這個場面我太高興了,我能夠表達我自己的思想深處,能夠表達對國家的前途和國家的發展的關心。……我話很多,時間很短,我還寫了一本《我的歷史鑒證》,這本書這個月也要出版,總結我們中國現代近代史這段歷史,我希望我們青年一代都要把我們的歷史弄清楚。”
除了接受大家的掌聲,一些關愛老兵的年輕志愿者還專門為老兵制作了紀念章。在書的最后一頁寫道,“如果你被這些可愛的老人感動,別忘了,這只是冰山一角。”(羅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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