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籌巨資拍攝的大型電視紀錄片《我的抗戰》近日在全國85家電視臺同步播出，其同名圖書《我的抗戰》昨日也正式出版。崔永元出席了首發式。兩位抗日老兵也協同家屬來到現場，現場氣氛異常熱烈。長達幾分鐘熱烈的掌聲獻給親臨現場的兩位抗戰老兵——直到今天，才有人記住了他們的名字——張晉和尤廣才。
崔永元的眼眶紅了，“他們這一輩子接受的掌聲還不如我一天的多。”
老人顫抖的雙手捧著話筒，太多想說的話默默化作一句，“今天真的很開心……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歷史。”老人的話激起觀眾的掌聲。小崔說：“不管是國軍、還是共軍，向所有抗日的中國軍隊致敬。”
崔永元透露，“口述歷史”他會一直做下去，計劃在3至5年的時間里建立一座口述歷史博物館，大家可以免費從這個數據庫中檢索到任何人的口述資料。
■首次將戰俘、偽軍作為歷史敘述的主角
《我的抗戰》是崔永元團隊歷時8年、耗資1.3億元精心完成的一部口述抗戰史記，同名圖書《我的抗戰》呈現了紀錄片的原貌，展現了歷史畫面的原生態魅力，同時逾越了電視表現“不可為”的邊界，還原了編導們當初不得不割舍的精彩內容，在電視初編的大量資料基礎上，做了頗有歷史深度的延伸。
全書由300位抗戰老兵口述真實的抗戰經歷，由24個獨立的抗戰故事組成。很多電視藝術無法表達出來的細節，在文字中得以表達。這本書雖講述戰爭的歷史，但它更關注戰爭中對人性的管窺，關注戰爭中戰勝者、戰敗者、無辜受害者，動蕩年代的狂潮中小人物的命運，所有的人性在本書中均得以彰顯。書中獨家奉送的編導手記，包含了電視上無法言說、必須克制的編導個人體驗——在死亡、犧牲、命運、正義面前，每個人都無法平靜。
與其他抗戰書籍不同的是，《我的抗戰》首次將戰俘、偽軍作為歷史敘述的主角;重新為中國空軍、文藝抗戰者、情報工作者、修路民夫、知識分子等找到了合理的歷史位置;描述了抗戰過程中的愛情、友情、親情;呈現了正面戰場的22次重大戰役，以及敵后戰場的幾次輝煌戰斗，包括松山之戰、百團大戰、平型關戰役等。《我的抗戰》沒有大口號、大場面，只盼望讓沒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我們，記住些什么;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他們，留下些什么。
■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從“我的長征”到“我的抗戰”，崔永元似乎非常喜歡“我的”這樣一種表述方式，小崔解釋道，“在我年輕的時候接受的都是大歷史的敘述，‘全民抗戰’四個字都給解決了。但是當我們做個人口述歷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每一個歷史都非常鮮活。”
這些鮮活的歷史，小崔用兩個字來形容，那就是“選擇”，無論處于什么樣的時代，都面臨著選擇。抗戰的時候有多種多樣的選擇，我們采訪了500多位士兵、軍官和市民，干什么的都有，也許超乎你們的想象。你們肯定知道有打仗的，你們知道有當漢奸的嗎?這沒什么可驚訝的，我們老家那一帶主要產這個。”崔永元笑道，“還有做生意的、讀書做學問的，還有當妓女的，還有做嫖客的，真的和今天沒有什么區別。所以我覺得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每一天，就是兩個字：選擇。”
讓小崔印象最深的是在節目中，有些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在回憶戰爭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就回憶起他的初戀，“你看老人滿頭白發，講起自己初戀戀人的時候，還是那樣的忘情，那樣的投入，讓我特別感動。我想到了21世紀，到這個時代，我們盡量少用大敘述，關注每一個人的個人感受，要讓每一個人有尊嚴。好像誰說過這個話(笑)，因為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面，我覺得國家怎么體面?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面。所以我建議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真實版的《潛伏》比戲劇殘酷得多
《我的抗戰》總導演曾海若也來到了現場，如此年輕引起大家熱議，崔永元告訴大家，整個片子的制作團隊基本都是80后，“我有去看他們，經常聽到他們在機房里驚呼，天啊，還有比這難聽的，‘我靠’。他們非常震驚，會奔走相告，這些對他們來說是真實的歷史教育。這本書里，每個編導都寫了自己的感受。”
片子里有一集叫《永遠的微笑》，講三對戀人的故事。崔永元說，其中有一對很像余則成，很像《潛伏》，他的上級是曹二哥，我們的故事是解放后在上海又碰到了曹二哥。但是在編導手記里告訴大家了，曹二哥坐了20年的秦城監獄，和二嫂一起，出來的時候，一個人成了植物人，一個人不會說話了。
“他們當時為了這份工作做了絕育手術，所以他們沒有任何后人，這就是這一代人的經歷，就這樣結束了。這和看電視劇完全不一樣的。”崔永元說，“我也特別喜歡《潛伏》，不管怎么樣，翠平還抱著兒子，余則成可能和她再次相遇組織家庭。但是現實生活沒有那么戲劇化，沒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獻了就奉獻了，很多人失去了就失去了，他們可能一輩子什么都得不到。”
說到這里，崔永元的眼眶紅了，“包括坐在我們面前的兩位抗戰老人，我不知道判斷得準確不準確，我覺得從他們浴血奮戰開始，一直到今天，這一輩子接受的掌聲可能還不如我一天接受的掌聲多，這就是現實。我們用任何發自內心的方式，向他們表達我們的敬意都不為過。”
■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歷史感，再有錢也是土老帽
除了《我的抗戰》，近兩年來，崔永元一直致力于做“口述歷史”，他還透露希望在三到五年內，能夠做一個叫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的雛形，“那完全是數據系統，大家都可以去，身份證出示一下，我們就發給你一個證明，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誰誰，你就可以去到指定的地方去搜索。現在我們的抗戰老兵采訪了差不多有500個人，到時候抗戰老兵就會有上千個人供你搜索，供你做研究，供你出書，而且這些使用全部都是無償的。”
為什么對“口述歷史”這么情有獨鐘，崔永元感嘆道，2001年去日本回來后非常受刺激。“日本朋友給我看了一面墻，是中國56個民族的歷史，每個民族大概都有三到四本書，有他的發展歷史、服裝服飾，所有的原件都在日本，連玩具都弄回去了，房子都拆了弄回去了。所有的書都是日本學者寫的。我再看他們口述歷史的影像，我就更震驚了。”于是他開始借錢、拉錢、募錢，“反正除了偷錢，所有的方式都用上了，”崔永元笑道。8年來他們投入了1.2億進行搶救工作，目前已經累計差不多十萬個小時。
■這些可愛的老人只是冰山一角
“大家可能會說以前我們在電視屏幕前很光鮮，但是做口述歷史成為了幕后者，會很孤獨。但是一點都沒有，做起來就知道了，這里樂趣無窮。”崔永元說。
當天的發布會上，他一直保持低調，把面對公眾的機會讓給那些可愛的老人。“如果說《我的抗戰》最打動人的地方，除了勇于面對真實，還有就是讓老兵自己說話。”歷史顧問李繼鋒說。在發布會的現場，小崔依然堅持“讓老兵自己說話。”
張晉老人曾經是八路軍抗大干部3團學員，尤廣才老人是中國駐印軍新一軍第50師特務連連長。兩位老人面對大家恭恭敬敬行了一個軍禮，現場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張晉老人今年已經89歲了，雖然耳聾眼花手發抖，但回憶起抗戰歲月，依然清晰，“1938年6月份，我參加了八路軍，盧溝橋的一聲炮響，把我震醒了。我要抗戰，我不當亡國奴。當兵以后，歷經八年抗戰，我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能夠活到現在，和90年代的朋友、80年代的朋友能夠見到，我非常榮幸。國家民族的命運寄托在你們身上……”
尤廣才老人昨天特意穿了一件新衣服，“現在這個場面我太高興了，我能夠表達我自己的思想深處，能夠表達對國家的前途和國家的發展的關心。……我話很多，時間很短，我還寫了一本《我的歷史鑒證》，這本書這個月也要出版，總結我們中國現代近代史這段歷史，我希望我們青年一代都要把我們的歷史弄清楚。”
除了接受大家的掌聲，一些關愛老兵的年輕志愿者還專門為老兵制作了紀念章。在書的最后一頁寫道，“如果你被這些可愛的老人感動，別忘了，這只是冰山一角。”（羅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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