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一顆璀璨明珠。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提出，“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
殷切期許，來自這片土地過往的魅力，更指向未來的潛力。長三角地區以占全國1/26的土地，產出了全國1/4的GDP，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綜合競爭力最強的區域。而文化作為長三角共同的精神紐帶，其特有的人文地理、社會結構、文化傳統，不僅決定著長三角地區的當下，也影響著長三角一體化的未來。
交相輝映，一體化發展源遠流長
長三角地區先秦時期就屬于吳越文化區，長江的萬里波濤，太湖的萬頃煙波，大運河貫通南北，以水為媒延展的文化圈交相輝映、融通向前，一體化發展的內生動力源遠流長。
蘇南地區是古代中國糧、棉、油、蠶桑、麻的主要產區和中央政權財賦的重要來源，所謂“蘇湖熟，天下足”。“江南文化融匯、開放、細膩的特點，使得蘇南人生性柔和，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力強。”江蘇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院長成長春表示，長三角地區孕育的“水文化”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的適應性，直接促使“蘇南模式”的形成。
長江、錢塘江東西流向，大運河貫通南北，長三角地區的文化融合由此加深。五代時期的錢塘江是“東眄巨浸，輳閩粵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錢塘江流域的稻作文明更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了東亞地區的日本、朝鮮等國。如果說，錢塘江流域孕育了浙江豐富燦爛的文化，錢塘江水的澎湃激昂，則賦予了浙江人民勇立潮頭、互通共榮的精神內涵。
地處長江下游的安徽，東近吳越，西接荊楚，北鄰齊魯，是南北文化的交匯之地。12世紀中葉以后，徽文化以地域文化的身份，擔綱起了傳統社會“主流”文化的角色。“在歷史上，安徽是江南文化的參與者和創造者，特別是皖南文化和徽商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組成。”安徽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孔令剛告訴記者，徽班進京正是沿大運河北上，才誕生了京劇這一新劇種。
沿著水路展開的世界，有陽春白雪，也有煙火人間。宋元時期，“襟江帶海”的上海已是“萬商云集”；明清時期的上海，雖是松江府轄下的一個濱海小城，但蓬勃之相已然顯露，被譽為“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1843年上海開埠，中西交匯，融合成一種富有獨特個性的海派文化。上海市社聯主席王戰指出：“從江河文化走向海洋文化，上海崛起為現代之城；從承續江南文化到融合歐美文化，上海崛起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吳韻蘇風、皖韻徽風和越韻浙風，共同構成江南文化的底蘊，既有善良溫和、寬宏通達的品性，又有果敢堅毅、剛強不屈的風骨。“海派文化主要是在高度商業化社會之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的，依托于市場，又以開新和靈活多樣拓展市場。就精髓而言，與江南文化一脈相承，是江南文化的一種新樣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武說。
古往今來，東南西北，不同文化在長三角地區“和合共生”，造就了江南文化海納百川的廣闊胸懷。作為受吳越文明熏陶、長江河系滋潤、西方文化影響孕育而成的區域文化共同體，新時代的江南文化植根于中華文化主脈，內含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情懷，重商致用、興利濟民的經世之風，崇文尚教、儒雅博學的精神追求，海納百川、開放兼容的廣闊胸襟，這就是新時代江南文化的核心要義，直接參與并影響著長三角一體化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返本開新，江南文化的當代轉換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與國脈相連。
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而言，僅意識到文化儲量豐厚、傳統相關度高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如何把新時代江南文化中開放包容、敢為人先、尚德務實、崇文重教的精神內核轉化為支撐長三角長盛不衰的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開放、創新、包容已成為上海最鮮明的品格。”十里洋場、百年外灘，操著不同口音、語言的人們觀光購物。全球500強企業近300家落戶上海，每一分鐘就有76.5個標準集裝箱在上海港吞吐。首屆進博會上，172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如約而至，3600多家企業參展，超過40萬名境內外采購商洽談采購。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在上海，中國人能感受到什么是洋氣，外國人能認識到什么是中國。
以開放的心態擁抱世界，奉行尚德務實的江蘇人總能在轉型中把穩方向和速度，實現從“量”到“質”的飛躍。20世紀90年代，江蘇抓住跨世紀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關鍵，積極鼓勵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結緣”，使“散兵作戰”變成“集團軍”，由內向型向外向型經濟轉軌，江蘇的開放型經濟由此走在全國前列。
文化茂盛之地，也是先進生產力爆發之地。浙江民營經濟迅速崛起，從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販、一家一戶的小作坊，到建設大型小商品批發市場、進軍海外市場，再到如今電子商務蓬勃發展，支付寶與網購成為中國“新四大發明”之一。敢為人先的文化是浙商不可或缺的根基。
長三角新型工商業經濟的興盛，與江南文化價值取向由尚武好勇到斥力崇文是相統一的。安徽自古就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文化傳承。宋元以來，徽州書院發展勢如破竹，成為全國書院最多的一個地區。及至今日，安徽首倡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創造了享譽全國的“銅陵經驗”。
互融互通的文化為長三角一體化奠定了深厚基礎，過去“由于未形成相匹配的文化和價值認同機制，致使在經濟和交通上已緊密捆綁的長三角，很多時候仍表現為‘一大堆聯系松散的單體城市’，而不是‘內在聯系緊密和對外協調一致’的共同體。”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說。
“一畝三分地”的思維使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出現高度雷同。由于長期各自為戰，利益競爭大于合作，在推進科創中心和自貿區建設中，眼光往往“習慣性”瞄向海外，區域內的聯動不夠，“打開了國門卻沒有打開城門”。長三角地區“港口接港口、機場連機場”，資源過分集聚，大家“搶米下鍋”、無序競爭。
共識之下，只有跳出一城一地狹隘的發展視野，才能實現共贏共享。
在首屆長三角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上，上海的“老鳳祥”與安徽的“文房四寶”做了“對門”，融入互聯網基因的滬江教育、江蘇火柴實景云、杭州網易云音樂齊聚一堂，長三角文化企業打破地域，共同呈現出“文化+”的蓬勃活力。
在首屆江南文脈論壇上，近300位國內外相關研究領域知名學者對江南文化的思想精髓、時代價值和重要意義進行了深入探討，達成了江南文化研究“無錫共識”，標志著長三角在文化領域深度合作的進一步推進。
不僅如此，不少高校、研究院就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的重大政策問題開展聯合攻關，設立了面向跨智庫合作的專門研究項目，為推進一體化提供了智力支持。
一系列活動，是新時代江南文化創新活力、國際影響力和整體實力的集中展示。
當時若不登高望，誰信東流海洋深。“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上海城市精神的概括，與新時代的江南文化一脈相承。這既是一種共識凝聚，是滬浙蘇皖共同的精神譜系，更是一種發展智慧，是破除掣肘一體化發展的內生動力。
一體化下，以文聚力唱大戲
“相通則共進，相閉則各退”。推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國家戰略的落地，不僅要把新時代的江南文化編織為文化認同與融合發展的“同心圓”，更要外化于行，以“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大格局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進程。
上海人講究規矩；江蘇人講求實效；浙江人善于變通；安徽人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唯書、重實利、敢于闖，實踐與理論的良性互動，使得務實精神在長三角形成一種左右價值取向的社會氛圍。
基于這種務實變通的精神，長三角天然具備了消除機制扭曲阻礙一體化的基因。具體而言，“可以通過行政權力的調整，適度合并行政體或讓渡部分行政權力，也可以放開市場進行充分競爭，從而形成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微觀基礎，或者在放開市場的同時規范競爭，以建設統一競爭規則來協調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過程。”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劉志彪說。
“敢為天下先”的開拓創新精神是海派文化的一大特點，這對上海發揮長三角一體化的龍頭作用尤為重要。在進博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說：“我曾經在上海工作過，切身感受到開放之于上海、上海開放之于中國的重要性。”由此出發，思考總書記交給上海的三大任務：自貿區新片區建設，希望上海在對外開放中有更多制度性的探索；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更多著眼于對內開放協作的制度安排；科創板的設立并試點注冊制，是為了打通科技與金融的連接通道。實踐證明，只有海納百川，大膽實踐，繼續發揚海派文化精神，上海作為長三角創新發展先行者的角色才能越走越穩、越走越遠。
一體化的美妙旋律要有不同的分工合作。江南文化有兩千多年傳承的吳越文化為根基，唯其厚重，故能包容。文化的力量之于城市群，不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在于共識之下的一體化行動。無論是上海的追求卓越，還是江蘇的爭先領先率先，抑或是浙江的敢為人先，都內含著合作創新之意。這種精神與商品貿易的活躍相結合，導引出了協作共進的敬業精神。
在上海經濟學會會長周振華看來，上海和周邊長三角城市關系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不是中心與外圍的等級關系，不是單純的接軌和融入上海或者輻射周邊，而是合作、平行關系。只有借助和周邊的分工協同，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才能提升上來。昆山、義烏、嘉善等，都是分工協同關系。據嘉興市發改委有關人士介紹，這幾年，浙企到上海投資，借上海的人才、金融優勢，建起研發中心和投資貿易中心；滬企則沿著G60高速公路，將工廠延伸到浙江……越來越多的企業陸續開啟兩地甚至三地模式，唱響了“多城記”。
江海之匯，國之重托。奔涌澎湃的一體化浪潮，既是江南文脈同根同源的內在要求，也是新時代文化互融互通的大勢所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如同渡河，亦如同攀登高峰，只有發揮好文化的融通、引領、整合作用，才能在久久為功的累積中完成壘石搭橋的歷史使命。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