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徐超 熊茂伶
美國總統拜登日前炒作兩黨就債務上限達成共識是“美國經濟的巨大勝利”，但越來越多媒體和觀察人士認為，美國國會通過的債務上限法案正通過“松綁舉債”抽干市場流動性，通過“約束開支”減少刺激力度，加劇市場對美國財政、貨幣端口“雙收縮”的擔憂。
美國經濟風險不僅沒有消除，部分領域風險甚至進一步增加。
一方面，法案將暫緩債務上限生效至2025年初。一些市場分析人士預期，近期“腰包干癟”的美國財政部可能因此大肆舉債，給市場帶來一場國債發售“海嘯”，在流動性本已緊張的市場上產生巨大虹吸效應。
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本月1日，財政部庫存現金盈余已跌破230億美元的危險低位。不受債務上限約束后，財政部預計到本月底將把現金庫存充實至5500億美元。市場人士甚至預計，未來數月美國財政部舉債規模可能超過1萬億美元。
摩根大通分析師尼古勞斯·帕尼格佐格盧認為，美國財政部發債帶來的流動性沖擊可能“只有在像雷曼危機這樣的嚴重崩潰中才會看到”。美國銀行分析師估計，其產生的經濟影響與加息25個基點相當。
彭博社認為，美聯儲持續激進加息以來，美國多家銀行“爆雷”關閉，金融體系壓力驟增。財政部充實現金流的舉措將從市場抽走大量流動性，其負面效應可能超過先前歷次債務上限風波的市場后遺癥。
另一方面，法案對美國2024財年和2025財年聯邦開支進行限制。市場人士認為，美國經濟最近幾個季度受諸多不利因素拖累，主要依靠聯邦支出才勉強實現增長，而債務上限法案對支出的限制可能抑制這一支撐因素。
摩根大通經濟學家邁克爾·費羅利認為，在經濟衰退預期之下，財政政策對增長的支持作用往往更高，法案導致財政支出減少，可能會對美國經濟和就業產生更大影響。
“兩種政策都在后撤并相互放大（市場沖擊）。”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首席經濟學家戴安娜·斯旺克說。
除短期內增加金融風險、削弱增長動能外，就長期而言，債務上限法案無法實質性改變美國經濟在債務問題上面臨的長期制度之弊。
從時間上說，兩黨同意限制2024財年和2025財年的支出，換取債務上限問題至2025年年初的解決方案，時間節點正好設在下屆總統上任和部分國會議員履新之時，相當于將“舊賬”推給“新官”。
從內容上說，與美國債務相關的兩個關鍵財政問題——福利支出和稅收收入，均未在法案中有重要體現。民主黨人擔心推動增稅將對大選帶來負面影響，而共和黨人擔心迫使民主黨縮減福利后遭到政治反噬，雙方最終相互妥協。
《經濟學人》評論認為，此次通過的債務上限法案雖然被稱為“財政責任法案”，卻沒有實質性觸及美國財政“不負責任”的病根。在債務上限2025年年初重新生效之際，下一場圍繞債務上限的黨爭大戲幾乎肯定會上演。
《華爾街日報》感慨道，政治極化并非美國獨有，但美國是唯一一個各種政治力量拿債務問題做如此多政治文章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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