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宏觀數據和微觀體感出現溫差”常被提起。對此，有研究團隊試圖在長期提振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框架內來探討解決方案。他們概括了兩句話：一是“水龍頭擰得更大”，二是“水管更加通暢”。水龍頭的“進水口”對應的是經濟增長動能，“出水口”對應的則是老百姓的獲得感，中間這條“水管”就是一整套與新動能特性相匹配的發展成果分享機制。“伴隨著新動能的發展，一整套與之匹配的發展成果分享機制亟待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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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這一關鍵引擎正牽引著中國經濟穩步前行。5月份國民經濟“成績單”顯示，消費展現出久違的強勁勢頭。
“消費是今年上半年最大的亮點。”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鄒靜嫻談到，今年前5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長5%；5月的增速同比增長6.4%，更是創下了202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看到，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總體平穩，部分指標好于預期，展現出較強的韌性。他對上半年中國經濟實現5%左右的目標充滿信心。
2025年行程即將過半，上半年中國經濟實現了良好開局，但下半年的壓力不容小覷。6月21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2025年中期論壇在北京舉行，多位“大咖”齊聚于此，為中國經濟這艘“巨輪”穩舵遠航出謀劃策。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林尚立表示，宏觀經濟在今日中國是事關國家和民生的大事，也是關乎人類和世界的大事。我們關注的是中國，影響的是世界，探討的是今天，影響的是明天。
培育強大的內生動力
在現場，多位專家不約而同聚焦了一個詞——“內生動力”，它被提及了10次。在外部環境日趨復雜的情況下，這是中國經濟穩舵遠航的關鍵。
“中國經濟短期回穩和中長期增長都需要強大的內生動力。”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江小涓表示，增強內生動力，既需要標志性改革舉措落地見效，又需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穩外貿穩外資。
改革可從多方面著手，例如，高質量完成國有企業改革深化提升行動；加快建立健全基礎制度規則，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市場準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約經濟循環的卡點堵點；促進民營企業發展，解決民營企業最關心的公平競爭、拖欠貸款、規范涉企執法等問題；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
在對外開放方面，江小涓談到，中國投資環境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還需進一步完善。她提出，當前，我國外貿在國際競爭中的基本面發生了變化，最重要的變化是，我國與發達國家由原來的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并且這種競爭性關系將長期存在。她也強調，不要把跨國公司的離開完全歸到中國自身，事實上，不少跨國公司是因為打不過中國企業才走的，中國在一個非常開放的環境中依然有競爭力，“現在我們比以前的競爭力強多了。”
“當下的時點非常關鍵。”鄒靜嫻分析，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速達到5.4%，實現“開門紅”，可以說超出了市場預期，這個動能能否持續，影響到下半年經濟主體的信心。同時，當前也是承上啟下的時間點，前期我國密集出臺了很多政策，現在正是政策落地效果的觀察期以及后期政策的銜接期。另外，中美兩國在這期間將會對關稅政策進行廣泛的評估研判，這也是企業的調整適應期。
下半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不容小覷。鄒靜嫻分析，中國經濟至少面臨四重壓力：一是出口所受影響會逐步顯現，CMF團隊對后續關稅不同的情形進行了預測，關稅政策可能會拖累GDP下降0.3-1個百分點；二是消費、投資領域的刺激政策效果可能有所減弱；三是經濟內生動力仍有待夯實；四是下半年“穩就業”壓力凸顯，并可能和“四穩”中的“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產生螺旋式的交互影響。
對此，鄒靜嫻談到，要盯住物價回升這個“牛鼻子”，以擴大內需為核心政策導向，穩住外貿、投資、消費以及內生動力。在穩住經濟內生動力方面，鄒靜嫻認為，這兩個月政策密集出臺，多部門紛紛“出招”。“下一步的關鍵是政策要落實到位和力度要夠，避免政策分散化、碎片化，建議每個領域都優先落地一兩個標志性的改革舉措。”她說。
改革可以激發經濟發展的長期動能，短期內，政策對激發動能同樣至關重要。與此同時，還要挖掘和培育新的內生動力。
“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要著力抓好生產性服務業。”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表示，生產性服務業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土壤、溫床和生態條件。同時，也是孕育獨角獸企業的主要板塊。生產性服務業“自帶光環”，本身就是新質生產力的一種，同時，它不僅是服務貿易的增長極，也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增長極。生產性服務業發達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比重就會提高，將會提升各種工業制造品的高端附加值。
中國連續8年保持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但服務貿易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在黃奇帆看來，“十五五”期間，中國經濟將進入到全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階段。在服務業領域，要著力抓好生產性服務業。
“我們認為，中國只要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情，時間與道義都站在我們這邊，中國經濟也一定能夠穩舵遠航。”鄒靜嫻說。
擴大內需一定要注重補上消費短板
消費數據亮眼的背后也有隱憂。
“有效需求不足是當前最突出的問題。”王一鳴談到，今年，我國消費有所回升，但主要是政策拉動效應。他擔心，隨著政策邊際效應遞減，后續消費依然面臨一定壓力，特別是耐用消費品使用周期較長，加上投資增長的勢頭依然偏弱，基建投資、制造業投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房地產市場還在深度調整中。因此，如果內需不足和外部沖擊形成一種疊加效應，會進一步增大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
消費補貼效能需要進一步提升。鄒靜嫻介紹，經CMF研究團隊測算，今年，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預計將帶動社會零售品總額增長1.5-2個百分點。她建議，在消費補貼政策方面，不僅要加強政策性和直達性，還要拓展消費補貼形式，目前補貼主要是針對商品消費，下一步，可以拓展到服務消費和產品服務。
物價是供需的整體反映，然而，物價形勢并不樂觀。5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連續4個月為負。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32個月為負，GDP平減指數(名義GDP與實際 GDP之比)已經連續8個月為負。王一鳴認為，價格持續走低意味著有效需求不足尚未根本緩解，反過來又會影響經營主體的“體感”和預期，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形成一種負向反饋效應。
王一鳴談到，未來，外需呈總體收縮的態勢，中國必須轉向擴大內需。擴大內需要注重補上消費短板，要政策發力和改革加力相結合。他分析，長期以來，擴大投資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但在提振消費方面相對有限。下一步，更好地提振消費，需要有更多政策工具。
我國居民消費長期偏低，2023年消費占GDP比重為39.2%，這與國際水平有一定的結構性偏差。王一鳴指出，隨著中國經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確實還是需要下大力氣校正這個結構性偏差。“最重要的是轉變發展模式，從過去的投資出口拉動轉向消費創新拉動。”
收入是消費的“函數”。在短期政策上，要著力提高居民收入。王一鳴指出，要提高三個比重，即提高財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務和民生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要根本地解決問題。”
我國居民消費結構正經歷從商品消費主導向服務消費主導的深刻變革。王一鳴表示，消費最主要的潛力是服務消費。服務消費現在最主要的矛盾是由于準入限制和部分領域價格管制，服務供給缺乏差異性、多樣化的特征，難以滿足居民多樣化、差異化的需求。
“擴大內需要政策發力和改革加力相結合。”王一鳴說，今年的政策不能說力度不大，現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它落到實處，對總需求形成有效的拉動作用。
改革還得加力。王一鳴指出，要在財稅體制改革、推進價格和工資聯動改革、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持續發力。
推進價格和工資聯動的改革同樣很關鍵。王一鳴觀察到，服務、醫療、交通運輸、教育等方面，部分領域的價格十幾年沒有變化，他建議，有的領域可以適當地放開價格。價格回升怎么辦？他表示，工資需要與之聯動，提高工資，并且將物價回升的一部分用于補貼低收入者。
與新動能相匹配的發展成果共享機制亟待重塑
這兩年，在關于宏觀經濟的討論中，“宏觀數據和微觀體感出現溫差”常被提起。
鄒靜嫻指出，這一說法常見的解釋是物價下行導致名義GDP和實際GDP存在差距，即種種因素之下，宏觀數據不錯，但微觀主體似乎存在體感“溫差”。她用了一個更新的維度來解釋這個話題：“伴隨著新動能的發展，一整套與之匹配的發展成果分享機制亟待重塑。”
在現有政策基礎上，鄒靜嫻所在的CMF研究團隊試圖提出一個長期提振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思考框架。她概括為兩句話：一是“水龍頭擰得更大”，二是“水管更加通暢”。她解釋，水龍頭的“進水口”對應的是經濟增長動能，“出水口”對應的則是老百姓的獲得感，中間這條“水管”就是一整套與新動能特性相匹配的發展成果分享機制。
“水龍頭擰得更大”就是要引入更多的增長動能，并且這個動能要足夠大。她建議，放大從制造到服務的結構轉型勢能；進一步釋放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市民化的潛力以及挖掘縮小城鄉差距的需求潛力。她說：“這些都直指結構性改革，并且各類改革之間可以相互促進。”
“水管更加通暢”對應的是進一步打通讓經濟增長惠及老百姓的渠道。她對居民的收入進行了分析，2024年，城鎮居民收入中，六成是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占比約20%，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各占10%。所以，第一要務是穩就業，一方面可以實施用工補貼計劃，鼓勵企業多招人；另一方面，加強對靈活就業群體的收入和社會保障；在科技時代更要以人為本，彌補技術鴻溝，共同富裕的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
轉移性收入部分則直指養老、失業保障、收入分配體系的完善。在她看來，要將新的增長動能轉化為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想要進一步提升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就要求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擺脫低質、低價、低利潤的“內卷”局面。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聯合創始人楊瑞龍看來，“四穩”當中，穩企業是關鍵，企業穩就業就穩、市場就穩、經濟基本面向好、預期就穩。他建議，要從改善經營條件、改進市場環境和激發企業活力等三方面來穩企業。
改進企業市場環境同樣關鍵。楊瑞龍談到，優化營商環境需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構建新型生產關系，做到政府不越位、不錯位、不失位，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此外，要推動社會經濟政策透明化，避免政策合成謬誤；通過規范監管、優化供給結構等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限制壟斷，尤其是行政性壟斷和平臺壟斷，破解“內卷式”競爭。
激發企業活力是核心。楊瑞龍認為，企業活力關乎市場活力與資源有效配置，而產權是影響企業活力的根本因素。明確界定產權能保護市場主體收益預期，形成動力機制。對于民營企業，關鍵在于加強產權保護，限制所有制歧視，構建公平競爭環境，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有利制度條件。
此外，鄒靜嫻還指出，企業有了利潤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暢通從企業利潤到居民部門的傳輸渠道。除了就業渠道之外，還應該著力提升資本市場的創富效應以及加強企業利潤的分紅機制，保證這個“水管”流得更通暢。（趙麗梅）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