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寧，天下平。“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也是一部治國史。”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考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問題。
千百年來，黃河既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也是一條災難深重的大河，曾有“黃河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次大改道”的古語。
然而，新中國成立至今，70年不決口，20年不斷流，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實現了黃河安瀾。尤其是威震天下的黃河泥沙量，從新中國成立前最高每年流入16億噸，銳減至目前每年2億噸左右，已接近無人類活動干擾的原始農業時期。
古老的黃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獲得了新生，也成為7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生動寫照。
生態思想歷史性飛躍
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標識。為人民謀幸福的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拉開了氣壯山河的大規模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的序幕。
1950年七八月間，淮河流域發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澇災害，造成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重大傷亡和重大損失，毛澤東聞訊后悲痛地流下了眼淚，號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經過8年不懈治理，淮河防洪泄洪能力大大提高。此后，毛澤東又發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激勵了數代中國人民治理江河的決心和雄心。
看過《龍須溝》的人，都會對開頭一段場景印象深刻：一場大雨過后，龍須溝附近各種垃圾和漂浮物直接涌進居民家中。一個三輪車夫家的小女孩妞子被龍須溝吞沒……
這正是舊社會龍須溝地區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這里的人們不得不長期在蚊蠅遍地、污水橫流的惡劣環境中艱難度日。新中國剛一成立，北京市政府就啟動了龍須溝改造工程。僅用半年時間，清理了龍須溝內的污泥和垃圾，修建了排水暗溝和瀝青道路，安裝了自來水管和電燈，龍須溝的面貌煥然一新。
據統計，1949年到1952年，全國修建排水管溝1037公里，清除垃圾約2000萬噸。全國城鄉的衛生面貌初步改觀。
為了改善新中國的生態環境，1955年，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綠化祖國”的號召。曾經荒漠一片的河北塞罕壩就是在這樣的號召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戰，變成了美麗的綠色林海。
面對大規模經濟建設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問題，周恩來提出，我們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問題，我們是工業化剛剛起步的一個國家，我們不能走工業發達國家的一些老路，避免出現西方一些工業發達國家環境污染的情況，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怎么體現出來？還怎么能稱得上是社會主義國家？
新中國的締造者們治理江河、綠化祖國的生態理念和生態實踐，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樸素的綠色情懷，其中許多戰略和構想仍是今天建設美麗中國的努力目標。 1972年6月，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中國政府派出了一個規模很大的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審議通過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將環境保護工作納入各級政府的職能范圍，制定了新中國第一個環保工作的方針——“32字方針”，成為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里程碑。 隨著改革開放大潮興起，工業生產和城市發展規模擴大，我國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社會各界對環境問題愈發重視。40余年間，我國制定出臺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政策和制度。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注重法治化建設和組織機構建設，將環境保護上升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奠定了我國環境保護法治化、制度化和體系化的基礎。 1978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在我國西北、華北、東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實施“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的戰略決策。“六五”期間，環境保護首次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1983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正式把環境保護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1987年，我國發布首個五年環境規劃——《“七五”時期國家環境保護計劃》，從此環境保護成為國民經濟與發展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應歷史潮流和人類社會發展趨勢，明確提出：環境保護是關系我國長遠發展的全局性戰略問題，必須把貫徹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一件大事來抓。黨的十五大將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寫入黨代會報告，明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黨的十六大把“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我國環境保護事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指出要在“推進發展中充分考慮資源和環境的承受力，統籌考慮當前發展和未來發展的需要”，“實現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良性循環”。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命題，明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原則、理念和目標，并將之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強調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強調堅持生態興則文明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堅持建設美麗中國全民行動，堅持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內涵豐富、系統完整，深刻回答了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指引下，我國生態文明事業發展實現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也使得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臺頻次之密、監管執法尺度之嚴、環境質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令世界驚嘆。1972年，美國環保運動的先驅組織、著名的羅馬俱樂部出版了《增長的極限》一書，給西方的傳統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并預言世界將面臨生態崩潰的風險，掀起了世界性的環境保護熱潮。 40年后的2012年，《增長的極限》作者之一喬根·蘭德斯，在持續跟蹤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羅馬俱樂部最新權威報告——《2052：未來四十年的中國與世界》。報告延續其一貫的悲觀主義判斷，唯獨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前景抱以樂觀期待。 蘭德斯給出的一條重要理由是，對中國政府生態治理和宏觀調控能力充滿信心，“資本主義的短視，已經無法做出保障長期利益的明智決策，而中國多年來實行的五年規劃以及綠色轉型能夠以系統性的方式，將中國建設成為符合其長期目標的國家”。 這是國際生態研究學術界基于新中國70年持續不斷的積極生態實踐作出的判斷，也是人類受困于西方生態治理模式而作出的反思和期待。這種期待來源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 70年來，我國不斷深化對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逐步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從法治層面看，早在1978年，我國就將“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載入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1989年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法》，1995年審議通過了《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1996年修訂了《水污染防治法》，1999年修訂了《海洋環境保護法》，2000年修訂了《大氣污染防治法》，2018年通過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基本形成了以環境保護法為龍頭，覆蓋大氣、水、土壤、自然生態等主要環境要素的法律法規體系。2014年《環境保護法》重新修訂，引入了按日連續罰款、查封扣押、限產停產、行政拘留、公益訴訟等措施，被認為是“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制度創新，強化制度執行，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 從制度層面看，黨中央頒布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方面的制度性規范性文件，提出要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自然生態和環境保護力度，強化資源管理，建立了節能降耗、污染減排的統計監測及考核體系和相關制度。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寫入黨章、寫入憲法，生態保護紅線列入環境保護法，生態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相繼出臺《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制定了40多項涉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改革方案，從總體目標、基本理念、主要原則、重點任務、制度保障等方面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全面系統部署安排。 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制度出臺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逐步健全，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生態環境監測數據質量管理、排污許可、河（湖）長制、禁止洋垃圾入境等環境治理制度加快推進，綠色金融改革、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環境保護稅開征、生態保護補償等環境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進展順利。最嚴格的生態環保制度實施以來，制度執行的力度不斷加大。中央實施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是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項重大改革舉措和制度安排。 從2015年底試點到2018年，第一輪督察累計解決群眾身邊的生態環境問題15萬多個，解決了比較大的生態環境問題2100多個。2018年中央環保督察組對20個?。▍^）開展“回頭看”。問責風暴席卷全國，問責1萬余人。2019年，第二輪督察再次開展。 觸目驚心的祁連山生態破壞案例就是在生態環境保護督察中發現的。 祁連山曾經自然生態系統多樣，野生生物資源豐富。然而，多年來先后經歷了森林采伐、礦山探采、小水電開發、旅游設施建設等大規模開發，以致不同程度出現氣候干旱、雪線上升、草原退化等現象，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2017年7月，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受到中央通報批評，“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堅決不徹底”，“在立法層面為破壞生態行為‘放水’”，“不作為、亂作為，監管層層失守”，“不擔當、不碰硬，整改落實不力”……措辭嚴厲，一針見血，百名領導干部被嚴肅問責。這一案例的極大震懾作用在新中國生態環保史上是空前的。祁連山加強整改，到2019年初，保護區內144宗礦業權分類退出，水電站生態流量得到落實，林草“一地兩證”問題全面解決，祁連山生態環境整治效果初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不能一邊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邊生態環境質量仍然很差，這樣人民不會認可，也經不起歷史檢驗。”2018年5月18日，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黨全國人民，“不管有多么艱難，都不可猶豫、不能退縮，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勇氣、攻城拔寨的拼勁，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突飛猛進，但在具體實踐中，不少地區因為沒有處理好經濟建設和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一度走過“先污染、后治理”、“邊污染、邊治理”的彎路，經濟增長方式過于粗放，能源資源消耗過快，資源支撐不住，環境容納不下，社會承受不起，發展難以為繼。 習近平總書記發出警示，“如果仍是粗放發展，即使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那污染又會是一種什么情況？屆時資源環境恐怕完全承載不了。經濟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強烈的不滿情緒上來了，那是什么形勢？所以，我們不能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倡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僅僅作為經濟問題。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對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作出了全面部署。污染防治攻堅戰的號角強勁吹響，水、大氣、土壤等各方面各領域的污染防治行動全面鋪開。 水污染防治穩步推進，防治力度不斷加大。國家陸續頒布了《水污染防治法》、《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等一系列法規和標準，發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水十條”），出臺《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2016—2020年）》……水陸統籌、河海兼顧，系統推進水污染防治、水生態保護和水資源管理。 大氣污染防治提速發力，藍天保衛戰成效顯著。力挽狂瀾式的大氣污染防治故事，人們有目共睹。針對我國出現的長時間大范圍重污染天氣，2013年國務院出臺《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大氣十條”），提出大氣污染防治的總體要求、奮斗目標和政策舉措；2018年接續制定發布了《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成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領導小組，建立了汾渭平原、長三角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通過這些工作機制，迅速確定了頂層設計和治理格局。通過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用地結構的調整優化，大氣污染治理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土壤污染防治逐步開展，凈土保衛戰穩步推進。70年來，我國已多次開展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土地利用現狀調查等。2016年國務院印發《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土十條”），成為我國土壤污染治理的首個綱領性文件。之后，又陸續出臺了《污染地塊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農用地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工礦用地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等政策措施。《土壤污染防治法》推進土壤污染綜合防治先行區建設，實施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技術應用試點項目，讓土壤污染治理有了明確的法律保障。我國已初步形成由《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食用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評價標準》等組成的土壤污染防治技術標準框架。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和標準的制定，讓土壤污染防治進入兼顧保障土壤質量和控制環境風險的新階段。 70年來，我國污染防治措施持續加強，投入呈現跨越式增長。上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每年為25億—30億元，到80年代末期年度投資總額超過100億元，“九五”期末投資總額達到1010億元，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首次突破1%。2017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9539億元，比2001年增長7.2倍，年均增長14.0%。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前夕，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氣候經濟學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蘭克·喬佐在英國《衛報》撰文稱，“十幾年前，拿中國碳排放增加說事還相當流行，但是現在中國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太大的變化，在很多方面，中國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已經超過遠遠落后的澳大利亞和美國。”70年來，我國堅持生態保護與污染治理并重，實施了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等一系列重大生態保護工程，推動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創新開展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性生態保護修復，開展了國土綠化行動，不斷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顯著提升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質量。我國生態狀況實現了由局部改善到總體改善的歷史性轉折，中華家園日益美麗動人，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在森林覆蓋率上，已經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僅約8%提高到目前的22.96%，森林蓄積量達到175.6億立方米，成為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自然濕地保護率提高到49.03%，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贊譽；全國沙化土地由上世紀末年均擴展3436平方公里，轉變為目前年均縮減1980平方公里，成為全球防治荒漠化成效最顯著的國家。2019年2月11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發布的衛星數據顯示，中國新增植被覆蓋面積約占全球新增總量的25%，居全球首位。 在水體治理上，全國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不斷提升，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持續下降，大江大河干流水質穩步改善。2018年，全國地表水1935個水質斷面（點位）中，Ⅰ—Ⅲ類比例為71.0%，比2016年上升3.2個百分點；劣Ⅴ類比例為6.7%，比2016年下降1.9個百分點；全國近岸海域417個海水水質監測點中，達到國家一、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的監測點占74.6%，比2016年上升1.2個百分點。 在污染防治上，污染防治方式不斷創新，領域不斷拓展，力度不斷加大。2005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比2000年增長27.8%達到高點，但2010年迅速得以扭轉，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比2005年分別下降14.3%和12.5%，超額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2015年，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又分別比2010年下降18.0%和12.9%，均超額完成排放總量控制目標。2018年，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分別比2017年繼續下降6.7%和3.1%……通過大力推進工程減排、結構減排和管理減排三大措施，污染物減排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在大氣治理上，從2013年“大氣十條”實施到2018年，僅僅6年時間，第一批開展PM2.5監測的74個重點城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了41.7%。近兩三年尤其明顯，2017年同比下降20.5%，2018年同比下降12.1%，2019年1—8月份同比下降14.3%。2018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79.3%。北京自從2013年9月出臺《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之后，正式向霧霾宣戰。經過一系列治理，到2018年，PM2.5年平均濃度為51微克/立方米，較2013年下降42.7%。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52年倫敦霧霾事件后，英國政府付出了30年左右的時間，才摘掉了倫敦“霧都”的帽子；1943年美國洛杉磯霧霾大爆發，直到64年后的2007年洛杉磯空氣才達到清潔標準；上世紀60年代因“四日市公害”事件日本開始治理空氣中的硫氧化物，從1975年的50微克/立方米減少到2010年的21微克/立方米，前后用了35年時間…… 無論是與自己比，還是與其他國家比，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對生態治理的重視程度之高、治理力度之大、環境質量改善速度之快，都很難找到先例。中國綠色發展的道路吸引著世界目光，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2013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第27次理事會將來自中國的生態文明理念寫入決議案。3年后，專門發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充分認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巨大成就和世界意義。 2015年11月，習近平主席出席氣候變化巴黎大會，發表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的重要演講，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智慧和擔當。12月，里程碑式的《巴黎協定》經過艱難博弈后正式簽署。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這樣評價：中國在推動《巴黎協定》達成上作出了歷史性的突出貢獻。中國一如既往地做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的“行動派”，用知難而進、率先垂范的擔當，傳播中國理念，引領前行方向。回首往昔，新中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就何其輝煌。展望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征程何等壯麗。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指引，中國的生態文明之路必定會越走越堅實，越走越寬廣。一幅綠水青山、鳥語花香的美麗中國新畫卷，正在全面鋪開。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