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票嗎?要票嗎?”
這個暑假，隨著大眾積累的文旅需求集中迸發，居民生活水平、消費理念不斷升級，旅游景點、文博場館、演出市場等常出現“開售秒空、一票難求”的現象。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統計，2023年上半年，全國營業性演出(不含娛樂場所演出)場次19.33萬場，同比增長400.86%;演出票房收入167.93億元，同比增長673.49%;觀眾人數6223.66萬人次，同比增長超10倍。與此同時，“黃牛”非法倒票現象又逐漸活躍起來。
“最高檔為1855元的門票，被‘黃牛’炒到18800元，價格是正常票價的10倍多”“游客約不到，‘黃牛’反而能約到，原本免費參觀的博物館卻需要花錢才能進”“一個‘黃牛’、一場演唱會，一晚就賺了1萬元”……網絡上，只要搜索相關信息，就能看到網友們叫苦不迭。
正規渠道求購不得，“黃牛票”卻溢出天價——市場和消費者苦“黃牛”久矣。各類新聞、熱搜的涌現，無不體現著“黃牛”倒賣行為對消費者正當權益的侵犯和對文旅市場良性發展的破壞，也警示、催促著我們：“黃牛”亂象，該花大力氣整頓了。
1.“你買不上，我有辦法”
利之所趨，人之所至。“黃牛”現象由來已久，在線下演出報復性增長、文旅市場火熱的當下更甚。通過介紹，記者結識了專營文藝活動票務的“黃牛”曉凱(化名)。點開他的社交軟件，赫然出現了“你有錢，我有票”的“霸氣”個性簽名。
“代搶接起來!科技+人工命中率高，預算高的可以直接錄信息。”“一輪開票命中率最高，需要的趕緊發信息!”“接代拍，特定活動邀請函可定，不拍要后悔了!”無論是搶票的各種渠道手段，還是駕輕就熟的焦慮渲染，都是“黃牛們”獲利的“必殺技”。
順著曉凱發布的信息翻找下去，幾乎可以看到各類演出活動的參加渠道、開票日期、搶票業務，以及有理有據的游說，儼然一副“買到就是賺到”的架勢。隨著票務活動逐漸網絡化、電子化，“黃牛”搶票也有了技術加持，不斷翻新花樣。
而在故事的另一面，某位歌手的粉絲丸子(化名)，卻對“黃牛”有著深深的無奈。
“如果能買到正常票，誰會去買高價票呀。對于消費者而言，并沒有太多的選擇。”演唱會門票開票秒空，丸子萬般無奈之下也從“黃牛”手中買過高價票，“有時候‘黃牛’甚至也不承諾有票，而只是保證‘能帶進去’。或者一些場合壓根不賣票、不開放，只有‘黃牛’有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去找‘黃牛’，似乎是我們唯一的選擇。”丸子說。
在曉凱曬出的聊天記錄中，許多購票者難掩欣喜。“成功了，謝謝”“太靠譜了”，明明擾亂了正常售賣秩序，為何卻收獲了靠譜評價，非法倒賣怎么就成了一些消費者眼中的“良心生意”?
“其實，‘黃牛’通過壟斷渠道再肆意抬價的行為，無異于先剝奪消費者的正當權益，再讓部分消費者以更高成本重新獲取該權益，變相造成受侵害群體的內部分化和在心理上的雙重依賴——這種倒錯關系頗具諷刺意味，也是‘黃牛’倒賣現象帶來的一種危害。”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肖文表示，“黃牛”現象已經影響了文藝活動市場培育和規范發展，成為阻礙公共文化服務的“絆腳石”。
“對于普通消費者而言，需要花更高價格去購票，增加了額外經濟負擔;對于主辦方而言，天價票的出現會擾亂其正常票務經營，同時也會招致社會輿論壓力，不利于明星口碑建立和主辦方企業的長足發展;對于地方發展而言，旅游經濟已經成為一個重要領域，打擊‘黃牛’倒賣現象，能夠有效減少公共管理成本，更好發揮演唱會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地方文旅經濟長遠發展。”肖文表示。
2.整頓“黃牛”難在哪兒
屢禁不止、盤根錯節、頑疾難治，“黃牛”憑啥這么“牛”?
“其實‘黃牛’之間大多數都認識，大家誰賣出去算誰的。”丸子表示，“黃牛”不僅賣票，也會從他人手中收票再加價賣出去，門票在不同“黃牛”手里倒賣，“一般情況下，越是臨近演出開場，票就越緊俏，價也越要越高，漲到150%的都有，但依然有人愿意買單。”
今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演出市場管理規范演出市場秩序的通知》中第五條明確規定，“督促演出舉辦單位、演出票務經營單位面向市場公開銷售的營業性演出門票數量，不得低于核準觀眾數量的70%”。
根據相關業內人士介紹，這近三成的不可售票，如工作票、贈票，依舊可能成為“黃牛”的票源。在公開搶票平臺上，“黃牛”也可通過組建專門搶票團隊、開發外掛程序等方式，在預約票務上強化人力、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進一步壟斷票源。
對此，丸子有切身感受：“粉絲對‘黃牛票’的怨念并不僅僅局限在倒賣者本人，我們希望經紀公司、主辦方、第三方平臺能負起責任，從票務管理這個根本問題上守護好票源。”
“‘黃牛’現象之所以滋生，深層原因還在供需關系的失衡。”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劉雙慶表示，“對一些人氣藝人的演出，無論是運營宣傳上的大力推送，還是觀眾‘看一場，少一場’的心態，都將正常演出拔高為‘必看演出’。與此同時，‘黃牛’的鉆營則阻斷了創演生產、出票情況和正常觀演需求之間的通暢反饋，進一步讓大熱演出門票變為稀缺資源，在大肆牟利的同時擠占正常消費通道，整體上損害觀演生態。”
要讓文化產品的供給與需求有效匹配起來，一方面需要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文化產品，另一方面也要優化管理、截堵疏漏。
“在供給側，關鍵要解決票的‘稀缺屬性’，在盡可能根據市場反饋，保障觀眾喜聞樂見的熱門演出、文化活動供給的同時，加強對正常票務渠道的嚴格把關，形成文化產品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平衡。在需求側，更要通過長期引導，減少‘為了見偶像一面而不惜成本’的非理性消費風氣，壓縮‘黃牛’的市場。”劉雙慶說。
3.多措并舉方能標本兼治
于法理而言，“黃牛”肆意加價、瘋狂倒票的操作，已涉嫌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
“消費者依法有知情權、選擇權、公平交易權，‘黃牛’的存在剝奪了這些合法權益，讓消費者失去了平價購買商品的機會，擾亂了正常的購票秩序，顯然觸犯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規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談道，“法律的懲戒震懾作用很重要，涉及違法犯罪的，司法部門需要根據情節、性質進行相應法律處罰，增加‘黃牛’牟利行為的違法成本。”
去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出臺《演出票務系統服務與技術規范》，提出統一全國演出票務的相關要求與全流程規范化服務，并要求各演出票務平臺都要接入全國統一的票務信息采集與服務系統，為行業監管提供了便利。今年7月，文旅部再次發布通知，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門聯合公安、市場監管、網信等部門，加大對“黃牛”、第三方平臺違規囤票、倒票等行為的打擊力度。
以北京為例，今年4月起，北京文旅、公安、網信、文化執法、市場監管等部門齊出手，開展營業性演出票務市場“黃牛”倒票亂象專項整治工作，查獲“黃牛”倒票人員143人。而在西安，僅8月份，西安警方就會同多部門組成專班開展打擊整治工作，查獲非法倒賣門票案件8起，各類證件門票86張，抓獲涉票涉證違法犯罪人員58人，其中刑事拘留2人、行政處罰31人、批評教育25人。
與此同時，一些活動的演出組織方和票務平臺也從制度設計上紛紛發力，不斷補齊漏洞。例如，通過貫徹“強實名制”等措施，做到“誰購票誰觀看”，進而打擊“黃牛”、維護市場秩序。
所謂“強實名制購票”，指在電子票綁定身份信息的基礎上，入場時再增加“掃本人身份證”和“人臉識別”環節，保證“人、證、臉”信息完全匹配方可入場，且不可轉讓，每筆訂單最多購買1張、每個賬號最多購買1張。這有利于對“黃牛”囤票轉賣、擠占票源的行為形成有力壓制，打擊“黃牛”違法活動的囂張氣焰。
這一點在和曉凱的交談中也得到了印證。“以前雖然要求實名制購票，但因為是紙質票且可以轉贈，也不要求入場時信息一致，所以倒賣難度不大。但在‘強實名制購票’規則下，只能靠提前拿到信息，再用刷票軟件‘代預約’‘代搶’，或者靠內部渠道，這樣命中率不一定像原先那么高，我們一般也會補一句‘搶不到退錢’。”曉凱說。
而針對此類刷票軟件的猖獗，也可以通過“更牛”的技術手段進行反制。根據業內人士透露，平臺可以通過應用流量清洗等數字技術手段，構建基于賬號信息、收貨地址、購買行為等的系列屬性監測識別模型，有效判斷用戶下單請求是否真實，形成事前監控預警、事中處置防控、事后評估優化的治理體系，提升惡意刷票行為攔截率。
劉俊海認為，任何制度創新都不能一勞永逸，需要配套保障的不斷細化。“就好比‘強實名制購票’，也面臨著退票渠道不暢、過度收集數據等問題，要不斷改進、不能‘一刀切’。”在他看來，演出活動主辦方應進一步在票務管理上下苦功，不斷優化售、檢、驗等各環節的防范技術與服務方式;監管部門也應當繼續用好、用夠、用足法律賦予的市場準入、行政監管、行政處罰和行政指導權限，加強前、中、后端精準打擊。廣大觀眾也應形成更加理性的消費觀念，自覺抵制“黃牛”，對“黃牛”整治多加理解、支持與配合。
“整治‘黃牛’倒賣現象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多方聯動、強化源頭治理。不斷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規，建立完整透明的票務市場機制，增強消費者的權益保護意識。由此才能形成合力、標本兼治，保障票務市場健康有序發展。”劉俊海說。
責任編輯：陸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