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輝／文
在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簡稱“三交”）的宏大歷史敘事中，大運河安徽段（以下簡稱“安徽段”）——作為隋唐宋時期維系國脈的通濟渠（亦稱汴河、汴水、汴渠）的骨干遺存——其意義遠不止于貫通南北的漕運要道。它是一部鐫刻在大地上的流動史詩，以不可替代的地理樞紐地位和跨越朝代的歷史韌性，串聯起物資流通的經濟動脈、文明互鑒的文化長廊與社會融合的時代熔爐，深刻見證了中華民族從“多元一體”走向“命運與共”的歷史進程與內在脈絡。
物質“交往”：跨區域流通的經濟命脈與戰略樞紐
安徽段地處黃河與淮河水系交匯之沖要，以其得天獨厚的水網優勢，成為串聯中原與江淮的“黃金水道”。這段長達180余公里的漕運干道，在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如同一條強勁搏動的經濟大動脈，為持續性的民族“三交”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物質活力。其戰略地位關乎國本，商貿網絡輻射四方，在漕運體系與商業往來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雙重角色。
在國家漕運層面，這段水道的戰略價值堪稱命脈所系。唐代以降，中央政權的存續高度依賴江淮漕糧的北運，而安徽段正是這條生命線的咽喉所在。《資治通鑒》唐建中二年（781）條記載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藩鎮李正己叛反，“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致使“江、淮進奉船千余艘，泊渦口不敢進”。位于宿州的埇橋（即甬橋），作為控扼汴河的鎖鑰，其得失直接牽動帝國的神經命脈。北宋立國，更深賴此河，名臣張方平在《論汴河》中發出“大眾之命，惟汴河是賴”的警示，并直言“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據《宋史·食貨志》等史料記載，北宋時期經由安徽段北運的漕糧歲額高達五百至七百萬石，高峰期漕船逾六千艘，軍民浚河役夫數以萬計，其“咽喉”地位由此可見。
在商貿往來層面，考古發現構成了完整的物質文化證據鏈條。柳孜運河遺址的發掘成果尤為突出，出土了越窯青瓷、耀州窯刻花瓷、邢窯白瓷、長沙窯彩繪瓷、景德鎮青白瓷等南北十余個著名窯口的瓷器數萬件。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瓷片，如同零散的歷史拼圖，清晰還原了以運河為核心的全國性貿易網絡所達到的廣度與密度。其中，一件長沙窯青釉褐彩模印貼花胡人樂舞紋執壺堪稱珍品，其壺身貼塑的胡人持樂器起舞紋樣，不僅充滿異域情調，更是唐代陶瓷業為適應海上絲綢之路貿易需求，主動吸收與融合外來文化元素的“產業創新”明證。這些出土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以運河為紐帶，連接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貫通東西方文明的跨文化商貿交流全景圖。
文化“交流”：多元共生的文明長廊與信仰圖景
大運河作為貫通南北的經濟動脈，也是流動的文明紐帶，承載著物流、人流與文化的多重交融。它不僅是物資運輸的命脈，更成為多元文明要素傳播、碰撞與融合的動態場域，共同構成了一幅多層次、活態化的歷史人文圖景。
考古發掘為此提供了堅實的物質證據。以柳孜運河遺址為例，出土的波斯薩珊風格聯珠紋陶片、胡商俑及摩羯形器耳等文物，真實記錄了中亞、西亞文化沿運河傳播的軌跡；與之并存的唐代佛教造像、蓮花紋瓦當等本土信仰遺存，則共同勾勒出外來文化與在地傳統和諧并存的生動場景。作為通濟渠的轉運樞紐，柳孜運河遺址豐富的出土實物，既是運河承擔“絲綢之路內陸延伸線”功能的縮影，也映射出唐宋時期社會的開放格局與文化包容性。
文獻與文學記述則進一步豐富了這幅歷史圖景的層次。敦煌所出唐代《水部式》中關于雇傭“蕃胡水手”的記載，反映了外族人員已深度融入國家漕運體系；皮日休“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的詠嘆，則超越朝代興衰的單一視角，深刻揭示出運河在維系國家統一與區域聯動中的持久功能。實物、文書與詩文彼此印證，共同說明大運河不僅是一條水道，更是人員往來、技術傳播與文化互鑒的歷史軸線，其影響貫穿經濟、社會與文化諸領域，成為理解唐代以來中國發展脈絡的重要維度。
社會“交融”：共同體意識的培育場域與認同建構
在持續不斷的物質流通與文化浸潤基礎上，大運河區域逐漸發展成為民族融合與社會整合的重要場域，有力地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生、發展與鞏固。這種社會交融既體現在民族力量的深度交織，也反映在文化認同的主動皈依，更在基層社會中形成了獨特的融合實態。
歷史文獻清晰記載了沿線多民族政治、軍事力量的深度交織與融合。《新唐書·康日知傳》記載，沙陀族將領朱耶赤心（后賜名李國昌）曾率軍參與平定發生在宿州地區的龐勛之亂，表明晚唐時期少數民族軍事力量已深入中原腹地并承擔關鍵角色。至五代，《舊五代史·霍存傳》記載將領霍存在碭山之戰中“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揭示了不同民族成員在各政治勢力間流動與融合已成為常態。而《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中關于后唐“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云州生界達靼”的記載，則從地方行政層面表明，宿州官員已直接參與中央王朝對北方民族的外交與羈縻事務，凸顯了運河區域在民族政治整合中的前沿地位。
金代《瞻宸樓記碑》是民族文化融合與政治認同的典范見證。碑文記載，大定二十六年（1186），契丹族官員、宿州防御使耶律訓主持修建瞻宸樓，并“取韓文公《潮州謝上表》‘瞻望宸極，神魂飛去’之詞以名章忠”。此舉不僅是一位少數民族官員對儒家忠君思想的自覺踐行，更折射出其文化心理上對中原主流價值的主動認同，標志著民族交融已深入精神層面。與之相應，明清宿州方志所載“舟車輻輳、商賈云集”的繁盛圖景，正是漕運長期作用下形成的跨地域流動社會與多元族群互動融合之基層結構的真實寫照。二者共同揭示了大運河區域在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所兼具的制度整合、文化涵化與社會熔鑄等多重功能。
共同歷史記憶的沉淀，為地域社會認同的延續提供了深層支撐。地名是活態的歷史檔案，無聲地記錄著民族交融的印記。《宿州志》所載“回龍集”，相傳得名于元代回鶻（畏兀兒）軍隊在此屯駐的往事；百善鎮流傳的色目人屯田傳說，在元代淮北屯田的歷史背景中亦合乎情理。這些敘述雖暫缺直接考古實物佐證，卻與當地地名、地貌等地方知識緊密融合，共同構建并延續了該地區關于元代民族“三交”的獨特歷史記憶，成為區域文化層層積淀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在語言與民俗層面，淮北方言中留存的個別波斯語詞匯，以及沿河民間普遍存在的對龍王、金龍大王等水神信仰的融合共奉現象，共同構成了運河居民跨越族群邊界所共享的文化符號與集體記憶，持續滋養和強化著超越血緣與地域的共同體意識。
獨特地位：運河體系中的文明樞紐
在中國大運河的整體體系中，安徽段以其貫穿南北水系的獨特地理格局，成為一條承載多重歷史功能的文明廊道。
與蘇杭段依托市鎮網絡的商業繁榮不同，其核心價值在于不可替代的戰略樞紐地位——作為橫跨黃淮要沖、連接中原政治中心與江南經濟腹地的漕運咽喉，歷代皆因其水沙淤積之險而將疏浚視為國策，《宋史·河渠志》“每歲必修，功不可闕”的記載，正是這種戰略重要性的歷史注腳。
相較于京津段服務于都城的政治屬性，安徽段展現出鮮明的跨區域整合特性。考古發現中北方草原金屬器、南方窯系陶瓷與海外舶來品的共存，佐證了其作為多元文化匯聚平臺的角色，明代《宿州志》“南船北馬，咸萃于此”的記載，正是這一功能的生動寫照。
而與魯西段以水利工程技術成就著稱相異，這里更以持久的文明交流功能見長——自唐代起，作為連接內陸與沿海的動脈，柳孜運河遺址出土的粟特、波斯風格器物，與文獻記載中經漕運北上的海外商品相互印證，共同勾勒出跨越數百年的東西方文明對話軌跡。
正是這種兼具國家戰略命脈、南北文化融合與東西文明交匯的復合性歷史角色，使安徽段在大運河體系中占據了獨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僅是貫通水系的地理紐帶，更是承載文明對話的動態通道，在塑造沿線社會面貌的同時，深刻見證了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
時代價值：歷史智慧的當代啟示
安徽段的歷史遺產在當代具有多重價值意涵，為現代社會發展提供重要啟示。
其戰略咽喉性為理解古代國家治理提供窗口。歷代建立的漕運管理機構、航運組織體系和工程維護制度，體現了古人在大型公共工程管理上的智慧，對現代基礎設施建設仍具有參考價值。
交融基底性揭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邏輯。這條水道見證的不僅是物資流通，更是文化融合、族群互動和認同形成的過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歷史支撐。
時空連續性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持久活力。從隋唐至今，盡管歷經興衰，但其促進“三交”的功能持續傳承，這種連續性在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均得到體現，成為研究中華文明特質的活態標本。
功能復合性使其成為解讀中華文明的典型樣本。水道同時承載經濟、文化、生態、社會等多重功能，這種復合性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特質的微觀體現。
在當代語境下，安徽段既為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歷史實證，為“一帶一路”建設貢獻中國智慧，也為區域協同發展提供文化借鑒。當前推進的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通過創新性保護利用方式，使古老運河煥發新的生機，為全球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中國方案。
安徽段以其深厚的歷史積淀和獨特的“三交”功能，在中華文明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這條流淌千年的文明通道，不僅是歷史發展的見證者，更是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文化橋梁。深入挖掘其多重價值，必將為中華文明建設提供寶貴的歷史智慧，在新時代繼續譜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絢麗篇章。
（作者為安徽省大運河文化研究會會長，淮北師范大學安徽省大運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