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敏／文
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體系中，戲曲藝術以其獨特的表達方式與精神傳承，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為戲曲藝術杰出代表的黃梅戲，承載著長江中下游區域皖鄂贛交界處人民的共同記憶，深刻體現了近代農耕文明倫理及民間智慧，已超越地域范疇，融入中華文化血脈。與此同時，黃梅戲還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融合了藝術表演、物質遺存、民俗活動及價值觀念等內容。當代語境下的黃梅戲傳承發展，可以激活歷史記憶、維護文化多樣性，實現審美共識及價值觀念傳遞，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持續注入精神力量。
黃梅戲凝聚的集體記憶
法國學者皮埃爾·諾拉在揭示歷史與記憶互動關系的記憶之場理論中，認為民族認同的建構依賴于具有象征意義的具體物質、儀式或文化形式，這些文化場域既是記憶的容器，也是歷史重構的媒介。黃梅戲是長江中下游地區人民的集體記憶寶庫，通過代代相傳的經典劇目、凝練的表演技藝和相關民俗活動，生動保存并傳遞了農耕時代的生活經驗、倫理規范及價值追求，奠定了中華文化認同構建的歷史根基。
經典劇目與民俗生活的記憶融合。黃梅戲的集體記憶功能突出表現為傳統劇目對農耕社會圖景的深度描繪，以及與民間生活的血肉聯系。《天仙配》《女駙馬》《打豬草》等代表性作品，無不植根于長江中下游地區鄉土社會土壤，并在歲時節令、婚喪嫁娶等民俗活動場合被反復演繹。例如“你耕田來我織布”這一《天仙配》中的經典唱段，便是小農經濟背景下男耕女織生產模式的生動展現，而七夕節演《牛郎織女》、元宵節演《夫妻觀燈》則是藝術敘事與民俗展演的結合。這些可感知、可共情的傳統劇目，已成為存儲和傳遞長江中下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集體記憶的活態載體。
藝術范式與傳承譜系的身體記憶。集體記憶延續過程中，離不開言傳身教和特定文化場景的維系。嚴鳳英、王少舫等表演藝術家在藝術實踐中，確立了黃梅戲表演范式的審美標準，將表演轉化為可模仿和親身體驗的身體記憶。嚴鳳英塑造的七仙女形象、王少舫詮釋的董永角色，扎根鄉土，富于泥土氣息，連同他們的演出檔案資料、口述歷史記錄及弟子傳承譜系等要素，共同構成了跨時代的文化符號和藝術資源庫。在一代代黃梅戲人的共同努力下，通過代際學習模仿與演出實踐，經典藝術表現形式與文化精神被不斷復制、強化，并在時間流變中鮮活延續，歷久彌新。
方言聲腔與地域風物的空間認同。記憶之場不僅存在于時間維度，更寄托于具體的物質載體與空間場域。黃梅戲通過方言聲腔系統及地域意象體系，勾勒出長江中下游文化圈的認同邊界。語言上，以地方方言為基礎的咬字歸韻聲調系統所形成的獨特音樂美感，在本土觀眾的聽覺記憶中留下深刻烙印，成為游子寄托鄉愁的重要媒介。空間上，遍布城鄉的古戲臺、節慶觀燈風俗傳統以及舞臺上呈現的漁樵耕讀場景和地域物產風貌等，共同編織出近代農耕文明的風情畫卷。當“郎對花姐對花，一對對到田埂下”的旋律響起時，被記憶激活的地理空間就轉化為情感認同的文化空間。
黃梅戲與時俱進的創新
黃梅戲的獨特魅力不僅在于厚重的歷史積淀，更體現在持續的自我革新，通過傳統元素的現代轉化，成功實現與當代社會的有機融合。費孝通所倡導的文化自覺理論在此得到充分印證——一種文化首先要有自知之明，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才能和其他文化一起達到“美美與共”的文化境界。在全球化背景下，黃梅戲憑借明確的認知定位、跨領域的整合以及對時代議題的敏銳把握，完成了從地方藝術形式向國際化文化符號的轉變。
從鄉土藝術到文化IP的轉型躍遷。黃梅戲的集體記憶并非一成不變的靜態陳列，其生命力的延續，恰恰在于其傳承中不斷創新、與時代展開深度對話的能力。其創新轉型本質上始于對自身文化內涵的深度挖掘與現代化呈現，是從地方性民俗表演向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文藝術表達的自覺升華。在傳承《天仙配》等經典劇目所蘊含的自由、愛情等主題的基礎上，新時期的黃梅戲更注重從現代視角切入傳統敘事。《徽州女人》反思封建制度下的女性生存困境，《紅樓夢》以寶玉的主觀感受為主線對經典進行重構，現實主義作品《公司》更是對社會百態展開了批判性呈現等。這些涵蓋歷史、文學與現實題材的多元作品涌現，昭示著黃梅戲在呈現形式和意蘊內涵方面的探索與突破。與此同時，在學術研究與文旅融合等多方力量和資源的加持下，黃梅戲的文化價值有了質的飛躍，成功實現了從地方劇種到具有思想深度和廣泛影響力的文化IP的跨越式發展。
從傳統劇場到多領域媒介融合傳播。黃梅戲的創新自覺不僅停留在內容敘事層面，更體現在其突破傳統舞臺展示的時空限制，進行靈活多樣的跨媒介嘗試。20世紀中葉，黃梅戲電影《天仙配》《女駙馬》的誕生，堪稱是里程碑式的破圈傳播，成功創造了“梅開一度”的輝煌，讓一個地方劇種躍升為全國性的文化現象；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黃梅戲電影、電視劇大量涌現，出現了“梅開二度”的盛況，鞏固了其在民眾心中的藝術地位。在數字媒體迅猛發展的當下，青年群體聚集的抖音、B站等數字空間成為黃梅戲生長的新沃土。《2023抖音非遺數據報告》表明，傳統戲曲中，打賞收益最高、同劇種間競技最頻繁的都是黃梅戲；更深層次的融合實踐則呈現于綜藝節目、動漫作品及其與電子游戲的聯動等，諸如動漫版《女駙馬》的制作推出和定制曲目《癡情咒》植入國風手游“誅仙”等，黃梅戲傳播空間得到多維擴展。
從本土敘事到全球話語的時代回應。黃梅戲當代創新最深刻的意義體現在其藝術視野的宏大轉向——從地域特色敘事升華為對人類命運共同話題的關懷，使其徹底超越了地方戲曲的文化局限。例如《遍地月光》（2017）與《老支書》（2018）聚焦基層治理現實問題，《綠水青山帶笑顏》（2022）對生態文明理念進行藝術化闡釋，《碧水東流》（2024）則深入探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命題等。黃梅戲的自主適應，已成功地將地方性經驗提煉、轉化為普世性藝術語言，成為能被世界理解的符號系統，展示了傳統藝術形式介入現實、思考未來的能力。其源自鄉土智慧的時代回響，也是中國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文化表達，中華文明面向未來發展的包容特質與生命活力得到充分彰顯。
黃梅戲的中華文化認同
如果說集體記憶與創新發展奠定了黃梅戲對中華文化認同的認知基礎，那么情感共鳴則是從認知向認同跨越的關鍵紐帶，英國文化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結構理論恰可佐證這一觀點。在皖鄂贛交界區域廣泛流傳的黃梅戲藝術，憑借其深入民間生活場域的文化形態、平民化的敘事以及共享的價值內核，在倫理觀念、家國意識及審美表現之間架設起個體情感與共同體意識的橋梁，黃梅戲得以突破地域困囿，成為參與中華文化認同構建的重要載體。
倫理情感的民間表達與文化浸潤。黃梅戲的情感根基在于其始終深植于以家庭、社群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倫理觀念體系，通過藝術化的呈現方式進行浸潤式傳播。其經典劇目很少有抽象、宏大的概念，而是將其進行民間化、生活化的轉譯與呈現。例如，傳統劇目《蕎麥記》中，通過王家對境遇不同的三對女兒、女婿態度的對比，以及女兒女婿對王家遭遇家庭變故前后態度的變化，讓觀眾細細體味其間蘊含的貧富觀念，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孝道與親情；《慈母淚》中，也將無私的母愛具象化為逃荒路上的忍饑挨餓、深夜的紡線織布等細節，使得母愛這個抽象名詞變得可觸可摸；等等。將儒家倫理道德內化為普通人的情感選擇和日常敘事，精準捕捉了人們對愛情的真摯渴望、對家庭的忠誠守護、對正義的本能追求等相通的人類情感，保證黃梅戲在不同時空能夠獲得認同。
家國情懷的戲劇同構與精神升華。新中國成立后，黃梅戲積極回應時代變革，成功實現了民間敘事傳統與國家主流話語體系的結合，也實現了個體命運與民族、國家的戲劇性同構。《黨的女兒》《江姐》等現代劇目將革命英雄主義與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懷注入傳統戲曲；即便在《牛郎織女》這樣的神話題材劇目中，“空守云房無歲月”的經典唱段，也被普遍解讀為對自由解放的訴求和對封建桎梏的批判。這種結合找到了民間情感與崇高理想之間的共鳴點，個體情感遭遇升華為群體的普遍命運寫照，使革命精神與主流價值觀念通過親切熟悉的藝術形式深入人心，民眾對現實家園的情感依戀與民族共同體認同意識被喚醒，完成了政治話語的在地化表達，家國一體的集體情感連接與文化認同得以強化。
審美形式的普適共情與文化共享。黃梅戲所特有的情感認同，不僅源于其動人的故事與價值內核，還存在于可共享的審美實踐與文化經驗場域之中。如安慶方言的聲調韻律，源自日常生活場景的表演程式，以及貼近民間審美的服飾與音樂體系等。在“夫妻雙雙把家還”的旋律中，不同地域的觀眾，都能在音樂情緒與表演程式中產生情感共振——或是刻入骨髓的鄉音記憶，或是超越了地域隔閡的普適性審美享受等。聲、形、情共同作用所產生的親和力與審美愉悅，突破了語言障礙與地理阻隔，使得黃梅戲演變為非意識形態化的情感連接載體，成為人們共享的愉悅審美體驗與文化記憶積淀。
從地方戲曲藝術演進為國家文化名片，黃梅戲是展示中華文化認同的獨特樣本。展望未來，黃梅戲的傳承發展對內要深入挖掘其質樸清新的藝術精髓和中和之美的哲學內核，并利用數字技術和教育渠道，扎根當下，持續煥新；對外要勇敢走出去，讓黃梅戲成為世界讀懂中國的“文化語言”，在國際交流中展示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堅持內外兼修、古今結合，黃梅戲必將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注入更加深沉、鮮活的文化動能。
（作者為安徽省社科普及基地安慶師范大學黃梅戲藝術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