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保良在接受訊問
6月28日，安徽省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涉嫌受賄一案由合肥市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檢察機關指控毋保良于2003年至2012年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包括人民幣2038.9萬元、美元4.2萬元、購物卡6.4萬元以及價值3.5萬元的歐米茄手表一塊(本報7月2日一版曾作報道)。這是近年來安徽省檢察機關所查處的涉嫌受賄數額最大的一起職務犯罪案件。
自2012年8月14日對毋保良正式立案偵查，到同年12月17日案件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承辦此案的合肥市檢察院反貪干警異地辦案100多個日夜，先后與近300名行賄人、證人逐一談話、取證，最終核定109起受賄事實，并形成了35本卷宗以及近30萬字的偵查終結報告。
異地辦案
2012年8月3日，安徽省檢察院向合肥市檢察院發出指定管轄函，指令其辦理毋保良涉嫌受賄一案。接到指令后，一個以合肥市檢察院反貪局長黃欣為組長的專案組迅速成立。
由于毋保良案件前期是由安徽省紀委進行立案調查的，所以專案組成立后，首要的工作就是熟悉了解案情，并將紀檢部門調查所獲取的證據按照刑事訴訟的要求逐一進行轉換。合肥市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偵查處長周迅與檢察員耿喜梅承擔起了這項繁瑣的任務。
在紀委調查期間，毋保良講述的內容非常多，有時一份講述甚至長達四五十頁，周迅與耿喜梅按照刑事證據的要求，對每一筆受賄事實仔細地進行推敲、斟酌，然后再趕往看守所與羈押中的毋保良逐一核實。很短時間內他們便完成了證據轉換工作，并且在這一過程中還有新的突破。在紀委調查階段，毋保良講述的行賄人大多數都是蕭縣縣直機關干部，但接受檢察機關訊問時，毋保良則進一步供述了當地一些鄉鎮干部向其送錢送禮的情況。
毋保良在宿州市和蕭縣工作多年，人際關系盤根錯節，因此眾多涉案人員大都來自于當地，這導致相關書證物證的調取也必須“親臨現場”。為便于核對每一個受賄事實、提高辦案效率，專案組決定異地駐點辦案。
由于毋保良涉嫌受賄的事實涉及面廣、時間跨度長、行賄人員多，注定了此次異地駐點辦案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
十幾名反貪干警遠離“大本營”，如何確保辦案安全和所有參加人員的政治安全、人身安全，這是專案組首先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所以甫一安頓下來，專案組就成立了以反貪局副局長吳春華為支部書記的臨時黨支部，并制定了“駐點辦案工作紀律”。
之后，一班人馬按照分工，井然有序地行動起來。
摸準心理，制定不同的談話策略
異地辦案的工作重點，主要是尋找并與近300名涉案人員、證人逐一進行談話，核實案情，然后再內查外調，固定證據。為此，專案組將辦案人員分成5個小組，兩人一組，負責到底。
然而，談話、詢問從一開始就不順利。
毋保良案件涉及的行賄人很多都是蕭縣的黨政干部，包括縣直部門負責人、鄉鎮黨委書記或鎮長，還有不少企業老板，因為不同的人思想顧慮程度不一，對待檢察機關取證的態度自然各異。
比如一些行賄人是拿公款行賄，怕以后查資金來源。有的人曾多次送錢，怕達到刑事立案標準，會追究個人責任。在單位或部門“一把手”位置上的，則怕行賄問題傳出去以后工作不好開展。一些鄉鎮干部則擔心如實陳述，會影響將來自己的提拔使用。還有一些人盡管并不圖什么，但大家都在送，只得被動地送錢送物，他們更感覺憋屈。
初一接觸，那些行賄數額小的，相對來說比較配合。數額大的，則往往避重就輕，盡量輕描淡寫。有的干部工作干得有聲有色，也符合提拔條件，雖然送了錢給毋保良，但總認為自己辛辛苦苦干了這么多年，沒有功勞亦有苦勞，現在卻被調查，很不理解。更有一些商人、老板之類，覺得自己不是公職人員，檢察院拿他沒辦法，面對辦案人員甚至蹺著二郎腿、大發脾氣。
各式心理，種種動機，不同顧慮，要突破他們的心理防線，不下點苦功夫，將難以取得像樣的戰果。因此專案組正式接觸有關人員之前的準備工作細之又細，他們條分縷析地整理歸納有關材料，收集梳理每個被談話對象的個人情況，分析其可能所處的心理狀態，在此基礎上再對癥下藥制定出不同的談話策略。
每天工作結束，專案組都要利用晚上時間開起“諸葛亮會”，交流總結得失，互相取長補短。所有問話筆錄匯總后，再有針對性地擬訂第二天各組工作的預案。調查取證工作就這樣一天天地向前推進。
艱難談話，“換”取扎實證據
毋保良案件牽涉到的干部甚眾，為最大限度地減少辦案給有關單位工作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專案組在調查取證過程中，十分注意工作方法，并將人性化執法貫穿始終。
辦案點設在距離蕭縣縣城70多公里處，既為了辦案安全和保密需要，更為了當地的工作穩定。一般情況下，辦案人員盡量不直接前往被談話人的單位進行問話，而是打電話直接約見被談話人，商定談話時間。對于地處偏遠的行賄人或證人，則個別通知他們就近前往當地檢察院，辦案人員再趕到檢察院進行問話。有時碰到談話對象生病住院的，辦案人員就將原先預定的談話時間一推再推，直至其康復出院，再上門到其家里談。對于一些行賄人被羈押在宿州市所屬的靈璧、泗縣等地的，辦案人員則需要驅車上百公里，趕往相關的看守所進行取證。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人聽到風聲后，不是不接電話，就是避而不見，要么裝病住院，要么以學習培訓為名跑到外面躲藏起來。電話打不通，就發短信曉以利害;拒不見面的，就直接上門去“堵”。為找一個人談話，有時要等上好幾天，甚至十幾天。一次談不成就改作下次，兩次談不好就第三次、第四次地再談。
某部門的主任，覺得自己干了這么多年很不容易，雖送了些錢，但并沒得到提拔，現在卻要來談行賄問題，不禁牢騷滿腹。第一次接觸沒有什么成果，辦案人員便讓他回去想想第二天再來，如此這般，前前后后總共談了三次。某單位的領導也是行賄人，接到問話通知后，他竟然借口有事托人前來說情。當說情的中間人硬著頭皮把他找來時，他依然吞吞吐吐，半天不吭聲。到了第三次，在辦案人員政策攻心下，眼看無法再拖延下去，才不得不如實交代了自己行賄的情況。
江蘇省徐州市的一位個體老板向毋保良行賄的數額較大，在找其核實有關證據時，他采取的是故意回避的態度。辦案人員打他電話，不接;好不容易找到他家，盡管其本人明明在家，但就是不愿意開門。為找這個老板取證，辦案人員跑了不下四五趟。
還有一名來自鄉鎮的女干部，雖然如約來到了專案組，然未及問話，竟自顧自地一把鼻涕一把淚“折騰”，弄得談話始終無法進行。“你是女同志，能夠做到‘一把手’也不容易。我也是女同志，年齡都差不多，從個人感情角度說，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但理解歸理解，問題必須談清楚。作為單位的‘一把手’，這點勇氣和擔當都沒有嗎?”點將加激將，這名女干部終于認識到談清問題是唯一出路，只好一五一十地倒出了“豆子”……
從雙休日到節假日，從炎夏再到隆冬，在進駐宿州的100多天里，僅僅找有關涉案人員取證談話，就耗去了專案組絕大部分的時間。所有參戰人員克服生活和家庭等多重困難，以忘我奉獻的精神“換”取了一組組扎實的證據，順利將案件偵結。在審查起訴階段，毋保良心服口服，自愿認罪悔罪。（吳貽伙 黃 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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