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行賄人獲利豐厚的涉案教材《體育》
名目繁多的教輔材料
全國中小學生將近2億人，教材教輔用量驚人
為了感謝季克異的幫助，也為自己能進一步代理教材發行做感情投資，每逢季克異出國前，李立川都會送上幾千元美金。
李立川供述:“在王安華的幫助下，我開拓了許多省的教材銷售市場，獲利數百萬元。”
某書商直言:“由于教材教輔存在暴利空間，大家為了盡可能多地占領市場份額，也愿意花大價錢進行公關。還有就是業內‘潛規則’，公關費一般占到碼洋的5%到10%，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
9月1日，是全國大部分中小學校開學的日子，每年的這個時節也是教材教輔發行旺季。由于教材教輔發行中存在高額利潤，不少書商盯上了手握教材教輔編寫權、發行權的官員，并不惜以巨額資金行賄。近年來，這一領域的腐敗案時有發生，且涉案金額越來越大。
6月20日，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體育處原處長季克異因犯受賄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教育部基礎教育司教材管理處原調研員王安華被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此時，季克異剛過完60歲生日，王安華則在三年前辦理了退休手續。
8月24日，查辦兩起案件的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13萬元“感謝費”拉教育部官員下水
李立川原是四川省成都市一家書店的業務員。1990年，他辭職下海，做起了圖書、音像方面的生意。1997年，李立川認識了原國家教育委員會(1998年更名為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師資與教材處副處長季克異。能夠認識部委官員，對李立川來說當然是好事。每逢節日，李立川都會給季克異送上一些高檔禮品。
后來，季克異擔任了“中學體育教材、教法研究”課題組組長，其課題目標是編寫面向21世紀的中學體育實驗教材，發行圖書多年的李立川嗅到了商機。
李立川殷勤地向季克異建議:“體育課題沒有什么研究經費，我愿意出資贊助，等研究成果作為教材出版時，請您美言幾句，讓我們公司參與發行如何?”季克異正想尋找課題贊助商，兩人一拍即合。
在教材編寫過程中，季克異共組織8次教材編寫研討會，會務經費均由李立川出資。此外，李立川還給教材編委會成員每人發放了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編寫費。李立川投資出書的事情成了圈內公開的秘密。
1998年，“中學體育教材、教法研究”課題結項，定名為《體育》的教材獲批在個別省市當做實驗教材使用，李立川順利地獲得了該書的獨家發行代理權。
隨后幾年，為了感謝季克異的幫助，也為自己能進一步代理教材發行做感情投資，每逢季克異出國前，李立川都會送上幾千元美金。2000年，得知季克異的女兒要去留學的消息后，李立川又送上了1萬元美金。
檢察機關調查發現，幾年來，季克異共收受李立川支付的所謂“感謝費”折合人民幣13萬余元。
辦案檢察官張小兵告訴記者:“權力集中極易導致權力尋租情況發生。季克異交代說，他所收受的錢款系個人為課題研究付出勞動應得的報酬，他沒有意識到參與課題研究是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而利用職務行為收取各種名目的‘費用’和‘感謝費’就是違法犯罪。”
為進教材目錄送上80萬購房款
2001年，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原國家計委聯合制定了《中小學教材出版招標投標試點實施辦法》和《中小學教材發行招標投標試點實施辦法》，首次將競爭機制引入中小學教材出版發行，啟動了中小學教材改革之路。符合條件的出版單位、團體和個人都可以依照教育部統一的課程標準編寫教材，經教育部審定通過后出版并供全國中小學校學生使用。
由于教材的特殊用途，教材獲得立項完成編寫后，還要再交教材審定委員會盲審進入指定的教材目錄。進入教材目錄成為許多出版商努力的方向。
2002年，已經是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體育處處長的季克異把李立川介紹給了教育部基礎教育司教材管理處調研員王安華。當時，經過幾年實驗的《體育》更名為《體育與健康》，準備正式面向全國發行。將該教材運作進教育部審批的教材目錄，是李立川的當務之急。
事實上，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辦公室與基礎教育司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王安華就負責根據教材評審意見編制教材目錄討論稿。自然，王安華的工作崗位使他非常了解教材發行領域的政策導向。希望發行教材獲利的李立川很快和王安華成了朋友。
2002年4月，李立川向王安華暗示，自己想在北京買一套商品房作為辦事處，房子可以過戶在王安華名下，并請王安華管理這套房子。顯然，這是一種委婉的行賄要約，王安華欣然接受。很快，王安華在教育部附近看上了一套房子，他主動打電話告訴李立川:“買房子需要80萬元。”按照王安華的要求，李立川將80萬元匯到了王安華女兒的銀行賬戶上。
2004年至2006年間，李立川又陸續向王安華支付了40萬元。
后來，王安華又多次非法收受李立川和陜西省旅游出版圖書發行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馬某(另案處理)給予的感謝費共計204萬元。
記者在案卷中看到了李立川的供述:“在王安華的幫助下，我開拓了許多省的教材銷售市場，獲利數百萬元。”
教材教輔行業暴利根源在于資源壟斷
記者了解到，出版發行中小學教材教輔書是一些出版社的重要利潤來源，其產值占到圖書市場的70%。“想發財，印教材”，教材教輔出版行業因此被業內人士稱為“暴利行業”。
辦案檢察官介紹說，涉案教材《體育》、《體育與健康》，自2003年至2011年共發行2467萬冊，碼洋(指全部圖書的定價總額)約1.6369億元。據估算，李立川出版這套體育教材的總利潤高達6547.6萬元。
除了教材，教學輔導用書的利潤也大得驚人。劉某是在出版行業滾打多年的私人公司老板，他告訴記者:“書商進入了‘目錄’后，也要繼續公關，原因是各地教育部門用‘目錄’中的哪套教材，有很大的自由度。由于教材教輔存在暴利空間，大家為了盡可能多地占領市場份額，也愿意花大價錢公關。還有就是業內‘潛規則’，公關費一般占到碼洋的5%到10%，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
當記者問到教材教輔為什么如此容易獲取暴利時，劉某說:“教材教輔有兩個特點，一是沒有退貨，二是發行量極大。而學生們無法拒絕學校選擇的教材教輔，也不能討價還價。教材教輔的成本約占碼洋的六成，銷售1萬冊就達到盈虧點，這意味著涉案教材在開機印刷時，就已經完成了銷售任務，印刷機也就成了印鈔機了!”
海淀區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處處長王燕告訴記者:“涉案教材暴利的根源在于資源壟斷。長期以來，教育行政部門是以指定的方式，由特定的出版社出教材，雖然近年來招投標方式逐漸展開，但實踐中壟斷未被完全打破。”
根除頑疾，不能單靠一兩劑“猛藥”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全國中小學生近2億人，如此龐大的基數意味著教材教輔市場空間非常廣闊。以教材教輔的同步教育這一細分產業為例，中國教育新聞網數據顯示，全國中小學同步教育市場容量高達600多億元，包括同步教育軟件、電子學習機、課外輔導培訓及印刷品。隨著教育產業市場需求的逐漸釋放，中小學同步教育每年市場規模增長將達到20%以上。如此龐大的市場和高額的利潤，成為眾多出版發行商追逐的名利場，同時也成了容易滋生腐敗的重點行業。
針對以上情況，我國有關部門加大了打擊中小學教材教輔編寫、出版、發行等環節的違法犯罪力度。今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又聯合發布《關于加強中小學教輔材料價格監管的通知》，要求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嚴禁在教輔材料編寫、出版、發行等環節，以拿折扣、索要贊助等方式違規收取費用。
“我覺得這些遠遠不能從根本上消除中小學教材教輔行業腐敗現象。”海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壯告訴記者，“嚴厲打擊是一劑猛藥，但不能治愈所有頑疾，我們必須先查清產生疾病的原因，然后再從源頭上預防疾病的發生，所以說打防結合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檢察建議幫助堵漏建制
劉壯認為，這起案件反映出教育行政部門在教材教輔方面存在四個問題:一是權力過于集中導致權錢交易發生，這也是季克異、王安華違法犯罪的根本原因;二是制度落實不到位，如所在部門廉政制度要求相關人員不得私下會見出版發行人員，而季、王二人仍然利用職務便利收受錢財;三是內控制度不完善，內外部監督不到位，導致職務犯罪的發生;四是相關事務不夠公開，本案的發生，反映出發案單位事務不公開，使得參與立項、評審的相關單位和個人，不擇手段從內部工作人員身上打開缺口以獲取信息，這也成為誘發職務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海淀區檢察院向教育部發出檢察建議書，建議他們從以下幾方面采取措施防止中小學教材教輔行業職務犯罪案件再次發生:首先，采取多種形式、多種途徑使教材出版發行人員充分認識職務犯罪的危害，樹立遵紀守法觀念，增強拒腐防變的廉政意識;第二，實行政務公開，增強工作透明度，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第三，完善單位監督，對立項、審批等易發生權錢交易的重要環節、重要崗位進行權力分置，責任到人，并進行重點監督和管控，同時主動接受外部監督，增設和公布熱線電話、網上信箱等，自覺接受群眾、媒體等監督。
目前，發案單位正按照《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改進和加強辦事公開工作的意見》落實辦事公開制度，進一步規范辦事公開的內容、程序和形式，加強對辦事公開工作的組織領導，從源頭上防范中小學教材教輔行業腐敗現象的發生。（徐伯黎、孟 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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