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縣，1945年畢業于西北工學院礦冶系，1952年獲美國歐丹特大學冶金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他是我國著名的物理冶金學家、材料科學家、戰略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屬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部技術科學部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
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8點鐘離開家，9點鐘到辦公室，來訪的客人有時一天好幾撥，請他提供咨詢意見的、指導科研工作的、題詞的、寫序的……幾乎有求必應。此外，去年一年，北到哈爾濱、南到廣州，他出了10次差，還在北京主持、參與了幾十個學術會議。
這位樂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2010年度榮獲國家科技獎最高獎的兩位得主之一，我國高溫合金材料的奠基人、在材料腐蝕、鎂合金、碳纖維等多個領域貢獻卓著的戰略科學家師昌緒先生。
“我這樣的生活很沒意思，也不希望別人都像我一樣。”師先生自我解嘲說：“但我已經是這么個定型了，在家反而苦惱，所以天天工作，生活很充實，覺得能對得起國家、民族，也就是這個樣子。
“美國人做出來了，我們怎么做不出來？”
1月7日上午，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以下簡稱基金委）的一間會議室里，記者見到了91歲的師先生。雖然發已掉光、牙已全無，但老先生卻背不駝、眼不花，步伐穩健、思維敏捷。聽著后輩和老同事講述他的往事，師先生時而會心一笑，時而神色凝重；他對數十年前的事情記得一清二楚，時不時插話補充兩句；說到激動處，忍不住用手指敲得桌子“篤篤“直響。
“北京、上海，這兩個地方任你選。”1955年6月，時任中科院技術科學部主任的嚴濟慈，對剛從美國回來的師昌緒說。
結果，這位35歲的洋博士選擇了沈陽，因為中科院金屬所在沈陽。到金屬所后，他被指定為鞍鋼工作組的負責人，由物理冶金理論研究，轉向煉鋼、軋鋼工藝開發。兩年之后，師昌緒又服從國家需要，轉任金屬所高溫合金研究組的負責人，帶領一支小分隊常駐撫順鋼廠，研制航空發動機的核心材料——高溫合金。師昌緒帶領科研人員奮力攻關，很快開發出代替鎳基合金GH33的鐵基高溫合金GH135，用這種新材料制作的航空發動機關鍵部件——渦輪盤，裝備了大量飛機。
更難啃的骨頭在后面。1964年，中國的新型戰斗機設計出來了，就差發動機用的耐高溫高壓渦輪葉片。此前，只有美國能研制這種空心葉片，國內的人都沒見過。一天晚上八九點鐘，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總工程師榮科找到師昌緒家里，問他能不能牽頭搞空心葉片。“我也沒見過空心葉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師先生回憶說，“但我當時就想，美國人做出來了，我們怎么做不出來？中國人不比美國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來。”
第二天，他與時任金屬所所長的李薰先生研究決定接受這個任務。榮科聽到這一消息自然高興，但同時也“提醒”師昌緒：我可是立了軍令狀的，做不出來，我把腦袋割下來。師昌緒一笑：咱們就共同承擔吧。
為啃下這塊硬骨頭，由師昌緒掛帥，從金屬所的相關研究室挑選了“一百單八將”，成立了專門的項目組。他們采納了容科“設計——材料——制造一體化”的建議，與發動機設計和制造廠等合力攻關。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在100毫米的葉片上均勻做出粗細不等、最小直徑只有0.8毫米的9個小孔，談何容易！他們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澆注、脫芯，以及斷芯無損檢測等一道道難關，于1965年研制出中國第一代鑄造多孔空心葉片，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能研制這種葉片的國家。
后來，國家決定把空心葉片的生產轉移到遠在貴州的一個工廠，航空部點名師昌緒帶隊到生產第一線，幫助解決生產中的技術難題。當時從沈陽到貴陽要坐48個小時的悶罐火車，路上連喝的水都沒有。工廠的條件極為艱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發霉的大米和紅薯干，以至于廠里的總工程師過意不去，利用星期天到集市上買來白面，給科研人員蒸饃改善生活。師昌緒他們日夜在車間里鏖戰。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他們終于克服了實際生產中的技術難關，至今所生產的數十萬個葉片沒出過一起質量問題。
“當時當然有壓力了，但關鍵看你敢不敢往前沖。”憶當年，師先生雄心不改，“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來，除非你不努力。”
“我自己最大的特點，就是好管閑事”
“師先生，這個事您可別管！”2000年春，年近80的師昌緒找到基金委材料科學部原常務副主任李克健，說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纖維。李克健聽后立馬搖頭，“這事太復雜！誰抓誰麻煩！”
李克健說的是大實話。質量輕、強度高的碳纖維是航天、航空用基礎原材料，我國從1975年就開始攻關，大會戰搞了不少，錢花了很多，但就是拿不出合格穩定的產品，以至于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們的國防太需要碳纖維了，不能總是靠進口。”師先生說，“如果碳纖維搞上不去，拖了國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李克健聽后深受感動，接受了師先生的邀請。這年8月，師先生召集了由原國防科工委、科技部、總裝備部、基金委等相關單位58人參加的座談會，探討怎樣把碳纖維搞上去。大家的一致意見是，碳纖維能搞上去。會議紀要里，專門寫了這樣一句：請師昌緒院士作為技術顧問和監督。
師先生欣然從命，很快又召集了第二次座談會，討論具體方法。座談會上，有人給師先生潑涼水：上億的資金哪里去找？就是錢弄來了，誰去協調指揮？過去幾個部委聯合起來都沒弄好，你師老能指揮得動么？
“只要國家需要，困難再大也要干！”不服輸的師先生上書中央，陳說利害。很快，這封信批轉到科技部，科技部在863計劃中專門增設了1億元的碳纖維專項。在實施過程中，師先生吸取以前的教訓，定了一條規矩：統一領導，誰拿專項的錢，誰就歸我們管，不管你是哪個單位的。然后，專項領導小組派人到申報單位，現場取樣，讓第三方單位統一測試。數據出來后，大家一起討論，優勝劣汰，結果。志在必得的一所知名大學落選，產品過硬的民營企業威海拓展一舉中標。師先生一抓到底，不僅多次到威海實地指導，還專門給航空總公司寫信化緣3000萬元，幫助相關單位開展應用試驗。現在，無論是航天還是航空，我國所需的碳纖維已可立足國內，完全依賴進口成為歷史。
“我自己最大的特點，就是好管閑事”。師先生笑稱。
凡是對國家有益的，對別人有益的，他都不避利害，樂于去管。
“師老很有眼光，他所管的閑事，要么是剛剛起步、困難很多，要么是涉及面廣、關系復雜。只要這些閑事關系到國家的重大需求，師先生就抓住不放，該呼吁的呼吁，能扶持的扶持。”李克健說。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多個部委在全國各地陸續建立了26個材料環境腐蝕試驗查與監測網站，檢測材料在大氣、海洋、土壤等環境中的腐蝕數據，為今后的大工程建設提供選材和防腐設計的決策依據。據基金委原秘書長袁海波回憶，8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大刀闊斧地推進科技體制和撥款制度改革，期間出現盲區，許多腐蝕監測站成為被遺忘的角落，陷入人走站亡的困境。1986年，基金委會成立，出任副主任的師昌緒力排眾議，說服有關部委的領導，把腐蝕監測站的的數據檢測分析建設列為基金委的重大項目，常年給予支持。后來等三峽大壩和核電站等工程上馬時，大家才發現：腐蝕監測站提供的數據資料太重要了！
上世紀90年代，生物醫用材料在國際上方興未艾。由于我國起步晚，跟國外的差距很大，搞生物醫用材料的學者和企業地位不高，這方面的研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李克健回憶說，當時師先生敏銳地覺察到，生物醫用材料將是事關13億國人健康的大產業，應該加快發展。經過他多方奔走，中國生物材料委員會在1996年宣告成立。由于該委員會的人員涉及十幾個學會，關系比較復雜，找不到合適的主席人選，75歲的師先生只好勉為其難，連續干了兩屆。去年，中國科協批準成立中國生物材料學會；明年，世界生物材料大會明年將在成都舉行。
……
數十年“管閑事”的結果，是“管”出了一位名副其實的戰略科學家。
“我這個人沒什么本事，就是能團結大家”
“與師先生相處20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親和力。不管到哪兒，在哪個地方工作，都有很強的親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說到這里，袁海波很是感慨，“作為一個大科學家，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在技術科學和工程科學領域，尤其需要團隊精神，需要德高望重的學術牽頭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來。“這一點，當前在我國科技界特別重要，也特別不容易！”
親和力來自淡泊名利的品格。國際材料聯合會是世界材料學界的權威學術機構，加入該組織對促進我國材料科學的發展非常重要。據曾任中國材料研究學會副理事長的袁海波回憶，1986年國際材料聯在美國舉行會議，師先生與清華大學的李恒德教授應約參加，期間做了大量工作，妥善處理了與臺灣相關的議題，終于在1991年底說服國際材聯修改章程，接納中國材料聯合會代表中國成為其會員，臺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與中國材料聯合會并存。1991年，中國材料研究學會在中國材料聯合會的基礎上正式成立，許多人認為師先生是該研究會理所當然的理事長。結果，師先生主動讓賢，自己只做顧問。
“師先生就是這樣，以事業為重，以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重，從不考慮自己的位子、自己的利益。”袁海波說。
親和力來自尊重他人的作風。“1964年我擔任師先生研究室的學術秘書，剛開始挺拘謹的，后來發現他一點架子也沒有。”說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屬所前所長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動感情，“師先生非常尊重別人，從不把自己擺得很高。他帶領我們研究高溫合金，不像有的老師，要求你一定要照著他說的去做，而是劃一個大的范圍，讓你放手去干；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也支持你做，哪怕做錯了再重來都可以。跟師先生工作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在他的團結指導下，完全可以指到哪兒就能打到哪兒。”
讓李依依特別欽佩的，是師先生對每一個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對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屬所工作時，從他家到科研大樓只有一兩百米的距離，5分鐘的路程他要走半個小時，因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前幾年，我跟師先生重回貴州葉片生產廠，老工人們都圍過來跟他握手：‘師老師，您好久沒來了！’。”
親和力來自嚴謹求實的學風。雖然年事已高，但師先生開會做演講、報告，不管是學術的還是管理類的，極少讓別人“代勞”；凡是讓他辦的事情，都一絲不茍，絕不馬虎。袁海波剛擔任基金委秘書長不久，把大家精心編輯的《科技成果匯編》送給師先生過目。“我原以為他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沒想到每一篇他都認真修改，改了一半多，連每一項成果的英文標題都不放過！”
1998年，鑒于師先生在高溫合金材料領域的卓越貢獻，包括GE等大公司在內的11個國際跨國公司聯合授予他“突出貢獻獎”，并稱他為“中國高溫合金之父”。
“這不對！”師先生聽說后立即糾正，“在國內搞高溫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較大的貢獻。”
師先生說：“我這個人沒什么本事，就在于能團結大家。”（趙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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