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癥，一個令人膽寒的字眼。因為人類目前尚無法征服它。
對付癌癥，或者切除，或者化療殺死癌細胞。
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教授獨辟蹊徑，采取藥物誘導分化的方法，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癥治療途徑。
潛心鉆研，開創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誘導分化治療的先河
時光退回到1985年。一個年僅5歲的小女孩小靜不幸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住進瑞金醫院時出血嚴重，家人已經絕望了。關鍵時刻，醫生給孩子用上了王振義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種全新療法：全反式維甲酸治療。7天后，奇跡出現了：小靜癥狀明顯好轉，一個月后達到完全緩解。 20多年過去了，小靜依然健康地生活著。
“小靜是我用全反式維甲酸治療的第一個病人。在首批治療的24例病人中，完全緩解率達到九成多。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義教授回憶道。
治療白血病一般有兩條研究途徑：一是化療，殺死白血病細胞。另一途徑是誘導分化，將惡性的白血病細胞轉變為良性細胞。1971年，英國的Friend等報道小鼠紅白血病細胞能被二甲亞砜誘導分化。1980及1983年，美國的Breitman等報道人類髓系白血病細胞株HL-60和U937及新鮮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細胞在13順維甲酸（13順RA）及全反式維甲酸（ATRA）作用下，可以向正常細胞逆轉。
在儒家“改邪歸正”思想的影響下，王振義率領的研究組選擇了誘導分化治療白血病的途徑。他的研究組證明全反式維甲酸在體內可使新鮮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細胞向成熟細胞分化。1980年，全反式維甲酸批準在臨床上使用，用于治療有些皮膚病。在沒有13 順維甲酸的情況下，取得病人和家屬的同意，他試用全反式維甲酸治療晚期或化療無效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患者，取得驚人的效果。
1988年，王振義教授的學生黃萌珥帶領課題組總結了24例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治療結果，證明其中23例完全緩解。該療法很快向國內外推廣，并提供那時只有國內可提供的全反式維甲酸。
1992年，在孫關林主持下，總結了我國544例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用全反式維A酸治療的結果，其中84％獲完全緩解。此后，世界各國都先后證實了這種療法的效果：法國1993年54例，完全緩解率91％；美國1995年79例，完全緩解率86％；日本1995年109例，完全緩解率89％。
1989年，王振義教授的碩士研究生陳竺、陳賽娟從法國獲博士學位回國工作，他們用先進的思路和分子生物學技術，開展全反式維A酸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作用機制研究，取得了許多創新性的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此后，王振義教授又因其杰出成就于1994年獲得了何梁何利科技獎，1996年獲得求是杰出科學獎。在國際上，王振義教授接連獲凱特林腫瘤研究大獎，瑞士布魯巴赫腫瘤研究獎，法國臺爾杜加科學獎，美國血液學會海姆瓦賽曼獎。發表在Blood(1988年)上的論文獲年度最佳被引證論文獎，至2009年5月，其被引用達1713次。2000年由美國Lichtman等教授編寫的一部長達1000多頁的著作“20世紀具有標志性的血液學論文”一書中，該文被列為全球百年86篇最具有影響的代表論文之一。1992年王振義被選為法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94年，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2001年，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國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科學家。
實踐證明，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應用全反式維A酸治療的病例早期完全緩解率高達85～90% ，這種方法副反應少、不抑制造血、不引起出血、使用方便（只要口服）、價格低廉。這不僅為過去被認為治療困難、死亡率高的急性白血病找到了一種新的治療方法，而且還為腫瘤可以通過誘導分化治療的理論和治療途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目前聯合應用全反式維A酸、砷劑及化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達95%，成為第一種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不斷創新，引領著我國血液學研究沖向一個又一個巔峰
王振義1924年11月30日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蘇興化。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刨根問底的天性在孩童時代顯露無疑，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么”。祖母是王振義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地記得在他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了傷寒，病勢兇險，雖然請到了當時一位滬上知名的醫生前來診治，但限于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最終還是未能得到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從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夠從醫。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著：“為什么這個病不能治呢？怎么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鏈接成一種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鏈接成一種從醫的萌動。
1942年，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的王振義，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在實際工作中，王振義發現不少口腔病患者小手術后(如拔牙)出血不止，原因不明，一般止血療法無效。喜歡刨根問底而又不服輸的王振義把自己沉浸在大量的文獻中，了解到國外有輕型血友病A的報道，即血漿中凝血因子Ⅷ的水平為正常的5％-25％，平時并不出血，小手術后出血不止，一般實驗室檢驗無法發現，需要用凝血活酶生成試驗。但做該試驗時，需要將硅膠涂在玻璃管壁上，當時國內無此材料。一向喜歡鉆研的王振義用石蠟代替硅膠，成功地在國內首先確立了檢測方法，并做出血友病A、B的分型及其輕型的診斷，解決了這種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論文先后在1956-1959年發表在中華醫學雜志中文、外文版及中華內科等雜志。
1956年，鑒于國內缺少一本有關出血性疾病的參考書，他與夫人合譯的“出血性疾病”一書，1958年由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出版，這是當時在這方面國內唯一可供參閱的書籍。
早在1959年，領導上安排王振義負責白血病的病房工作，希望在短期內攻克這種“可怕”的疾病。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病房工作，可是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數十例急性白血病病人仍然離開人間。這一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他單有熱情而沒有過硬的本領是挽救不了病人生命的，這也是激勵他一定要深入研究白血病的治療，造福病人的動力。
1979年他與衛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張天仁教授合作，由邵慧珍等具體操作，在國內首先提純因子Ⅷ相關抗原(即vW因子)，并制成抗血清應用于臨床，在國內推動了血管性血友病(vWD)和血友病攜帶者等的研究。有關論文發表在中華血液學雜志。
王振義教授從1982年開始就指導研究生開展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的研究，以后又開展肝素對血小板和巨核細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應邀與沈志祥合寫了“巨核細胞與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中的變化”一章，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被邀在國際刊物上撰寫有關血液學的論文。他與李家增、阮長耿，以后又有王鴻利、韓忠朝、宋善俊參加主編的“血栓與止血”1988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及2004年第三版，已成為我國在這領域中的代表性專著。
王振義不僅熱愛科學，不斷探索，刻苦鉆研，更注重學習。在十多次調動工作期間，王振義利用一切機會，在新的崗位上不斷學習，掌握新理論。他在病理生理教研組工作時，不失時機地學習生理、生化、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免疫學、藥理學。在任職中醫科時，努力學習中醫中藥。甚至在90年代以后，他還向自己的學生——國外學成回國的年輕科學家陳竺和陳賽娟博士學習，鉆研新穎的學科——分子生物學，并在較短的時間熟悉了分子生物學等新知識和新理論。
王振義對學生從來不居高臨下，而是平等地同學生們一起探討學術問題。對同行的研究更是抱著謙虛的態度去學習。2002年，王教授指導的課題組在研究中發現有一個抗白血病藥物的水溶性差，實驗效果很不理想，課題組陷入了停滯。聽說河南鄭州大學的教授在這方面有深入研究，于是課題組決定向他們求教，按照常理可以用電子郵件或電話聯系，即便是要登門造訪，請實際操作的年輕人去也無妨，但當時已78歲高齡的王教授卻執意堅持要親自上門請教，因為他認為在科學研究中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是第一，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問題上就是一個學生。河南鄭州大學接待的同志聽了隨行人員的介紹，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這位樸素和藹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這么一位著名的醫學家怎么可能這么虛心地上門求教呢。王教授的誠意打動了對方所有的專家學者，當然也令他的學生們看到了一名科學家虛懷若谷，誠實謙遜的大家風范和品格。
在60多年行醫的生涯中，王振義將基礎學科與臨床實踐密切結合，將祖國醫學和現代西醫理論合二為一，將中國古代哲理思想與當代科學思想融為一體，引領著我國血液學研究沖向一個又一個巔峰。
甘為人梯，培養造就了一批國內頂級血液學研究人才
王振義不僅是一位著名的醫學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來，他先后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血液學專家。
1978年，陳竺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王振義教授的碩士研究生，陳竺、陳賽娟夫婦不會忘記，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導他們進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實驗，耐心為他倆補習專業外語，后來又一起撰寫論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堅持把他們列為論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這對當時論資排輩已經習以為常的中國學術界來說，是破天荒的驚人之舉。這為當時年僅31歲的陳竺脫穎而出創造了良好的環境。1984年，王教授力薦陳竺夫婦赴法留學。1989年，陳竺、陳賽娟夫婦倆學成回國，繼續在導師指導下工作，并最終開辟出一塊令人矚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我一直以這兩名學生為榮，看到學生超過自己，這是當老師最大的欣慰”。
1996年，陳竺的研究越臻成熟，王振義教授主動把代表中國血液學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交給了陳竺，因為他看準了陳竺淵博的學識、大度的氣量、出眾的才能，一定能將血研所帶向新的成功與輝煌！那一年陳竺42歲。
“現代醫學科技發展非常快，但我卻越來越老了，如果我們不看到發展，還是用原來的方式管理這個研究所，用原來的學術水平領導這個研究所，這個所是會走下坡路的。早在1993年，我就有了退下來的想法。陳竺非常有進取心，是世界一流的人才，交班給這樣的學生，我放心。我退下來了，可以做些咨詢工作，雖然我不是非常高明的理論家，但至少在我一生中累積了很多經驗和教訓。事實證明我當初的選擇是明智的。”每當有人問王教授當時的想法，他總會這么說到。
的確，在學生們的眼中，王振義是一位謙遜、豁達的長者，是一位嚴謹求實的學者，是一位愛才惜才的大師。“973”最年輕的首席科學家、上海第九屆十大杰出青年陳國強是王振義教授的另一位得意門生，“博士研究生我還是要考王振義教授的！”回憶當年他報考王教授的研究生的情形，“那瞬間的選擇，源自于王教授修改我的碩士研究生論文的整個過程。”在寫論文還不用電腦的年代，導師一遍遍修改，學生就要根據修改的內容，重新整理、抄寫，陳國強的碩士論文給王教授先后改了10遍，陳國強將近二萬字的論文共抄了十遍。王振義教授時任二醫大校長，白天工作繁忙，只有利用晚上的時間修改學生的論文，王教授多次把陳國強叫到家里一起吃晚飯，一放下碗筷，師生兩人就一頭“扎進”了論文。多少個夜晚，多少次交流，這位老者的諄諄教誨深深地刻在了陳國強的心中，這位老者甘為人梯的品格更時時激勵著陳國強向更高、更險的醫學高峰邁進。陳國強現已成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我深深懂得，這些成績是站在我的導師王振義、陳竺兩位院士的肩膀上，在同事們的支持幫助下取得的。今后，我一定繼承傳統，不斷創新，為解除人們的病痛、促進人類健康作出更大的努力！”
周光飚是王教授的“關門弟子”。小周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博士畢業時，他正在為留在科研單位還是到臨床做醫生，是留在國內還是到國外去的徘徊時刻，是王教授的一番話為他指明了方向：“科學研究是很清貧的，也很枯燥，但是你正在從事的研究是很有前途的，只要你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在這里做出很好的成績。”周光飚留下后，王教授又主動關心他的生活條件，住處解決了嗎？待遇怎樣啦？老教授的關心讓這位只身在上海的年輕人倍感親切。畢業后的幾個月中，動物實驗結果毫無進展，小周和他的同事們陷入了困惑之中，王教授觀察到這一情況，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科學研究必須尊重客觀規律與結果，不要急噪也不要鉆牛角尖，我們所做的一切對臨床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能客觀反映的話就會對臨床造成誤導，我們的病人就將吃足苦頭啊！”導師的一席話就象一劑“清醒劑”，年輕人又開始重新整理研究思路。
王振義教授先后擔任過內科學基礎、普通內科學、血液學、病理生理學等教學工作，培養了博士21人，碩士34人。由他創始并擔任首任所長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如今從初創時的4平方米到今天總面積達3600平方米的三個樓面， 先后成為上海市、衛生部、教育部的重點實驗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點學科、“211”工程重點建設專業、上海市領先專業，乃至2001年成為醫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承擔了100余項國家級課題，約80余項省部委級重大課題，14項國際合作課題等，共獲得科研經費約達1億元人民幣。
如今，已86歲的王振義教授又自創了“開卷有益”式的查房，每周四上午由學生對他進行提問，王教授對疑難病例進行分析和答疑，這種做法不僅培養了學生的診斷思路，更是給病人帶去了福音。
這位被世界醫學界譽為“癌癥誘導分化第一人”、名噪國內外血液學領域的學者對于所獲得的榮譽，喜歡用一幅畫來詮釋，在王教授的客廳里掛著一幅《清貧的牡丹》，“我認為這幅畫表達的是清靜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斷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種正確對待榮譽和自我約束的要求和力量，對名利看得很淡，對事業看得很重，這是出于對生命的珍惜。我相信做人最本質的東西：胸膺填壯志，榮華視流水。”對于這幅畫的理解印證了王振義教授為學、為人、為醫、為師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揭示了這位德高望重的醫學科學家的成功之道。（蔣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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