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離休的正廳級官員辦起了農場，并把農場的收益用來捐資助學，為此他甚至賣掉了城里唯一一套房子。他不打算給子女留下一分錢，還教育“來看望老領導”的官員們，要做好官不做壞官，因為教育不光是在學校念書，還包括為官和為人——
老干部陳光保壓根沒聽過“裸捐”這個新鮮詞兒，不過，這正是他眼下在干的事兒。
今年8月底，他從“保伯農場”的收益里拿出105.2萬元，用于獎勵家鄉409位優秀學子。捐完之后他才發現，連9月份買肥料的錢都不夠了。
“可以貸款嘛。”陳光保對管賬的人說，“等賣了香蕉就有錢還銀行了。”
管賬的人早已習慣這種不計代價的捐贈方式。去年，農場收益微薄，這位被人們尊稱為“保伯”的老黨員，為了湊足100萬元獎學金，硬是把市區里唯一的一套三居室賣了，“只賣了26萬元”。
不止一個人在背后說陳光保是“傻瓜”——一個老游擊隊員，在海康縣(今廣東省雷州市)當了30年的縣長、縣委書記，官至湛江市政協主席。類似這樣的正廳級干部離休，多半都在廣州、深圳養老，兒孫們承歡膝下。
可這位“保伯”，卻帶著老伴和一幫農民，跑到雷州半島最干旱的荒山野嶺，開荒種地辦農場。頭10年，農場年年虧損。眼看這兩年才剛有點兒收益，他又開始捐資助教了。
“保伯”不大理會那些非議。給學子們發獎那天，他端坐在輪椅上，穿著雪白的襯衫，胸前別著碗口大的紅花，親手把紅包塞在每個學生手里。高考超過一本線獎勵2000元，狀元獎勵5000元。
“保伯”在獎勵大會上的講話也挺新鮮，沒有秘書代寫的套話空話。其中有一條說，“保伯農場”從明年起將正式改名為“重教助學基金會農場”，其收益和捐贈，將委托雷州市政府的同志監督。
坐在農場的一座二層小樓里，這位79歲的老人談論起死亡，平淡得就好像在說下午可能有一場雷陣雨。他的妻子前兩年去世了，他說，將來兩人的骨灰要一同撒入雷州的母親河里，不占用國家一寸土地。最重要的是，他“不會給5個子女留一分錢”。
對于這個決定，“保伯”在那次大會講話中連續問了幾個反問句：舊社會我家三代長工，祖父和父親都沒有留下財產，我為什么要留？海康歷史上自唐至清出了6位清官，其中清代丁宗洛在山東任知縣時，把祖業100多畝田地都變賣了救濟農民。6位先賢都沒留下財產，我還是共產黨員，為什么還要留錢？
在場的人回憶，后來“保伯”突然眼望著遠方，一字一頓地講：“當年打游擊，死了那么多的戰友。人家20歲就犧牲了，我現在有命活到80歲，5個孩子憑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學，都有了好的歸宿。我再撈財產，就太對不起烈士了。”
一番古今中外、家國天下的感慨之后，臺下的政府官員、老師學生們總算聽明白，“保伯是真下決心要把財產都留給教育事業了。”
沒能在學校里好好讀書，是陳光保畢生的遺憾。
他9歲起就給地主放牛。可“地主不講道理”，牛得瘟病死了，硬說是因為放牛娃命不好。被攆回家后，陳光保只能撿豬屎賣錢。那時村里辦了一個私塾，老師上課，他就背著糞筐在外面聽。老師中午吃飯，他就蹲在旁邊看著。
“你想讀書嗎？”老師問。
“您教書我都在外面聽，《三字經》已經念了好多。”陳光保回答，“不過家里真的沒錢。”
老師最終免去了6斗稻谷的學費，還送給他一本《三字經》和一本《千字文》。陳光保至今還記得，當他把書拿回去給父親看，父親的眼淚一直流。后來他也考過中學，分數是夠了，還是沒錢念，最終，16歲的陳光保參加了游擊隊。
“現在回想起來，讀書太重要啦。”陳光保掰著手指頭算道，自己的5個孩子在恢復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學，現在有的在國企，有的在銀行，有的是大學教授。再往下數，兩個孫子，一個讀了碩士研究生，一個去國外留學。單從這個小家庭來說，“讀書終結了三代長工的家史。”
不過，據他的老下屬吳堂勝回憶，“保伯”可不是現在才開始重視教育。早在他擔任海康縣縣長、縣委書記的時候，逢會議就要談教育。他一直在強調，雷州能不能發展，就看教育了。上世紀80年代，他還寫了一篇題為《治窮先治愚》的文章，被很多報刊轉載。
“保伯”從桌案上抽出當年的那篇論述教育的文章，同時又拿出一份中央辦公廳最近寄來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你看，總書記和總理都發表講話了。”“保伯”很得意地把相隔近30年的兩份材料放在一起比較，“這說明我思想是對頭的啊。”
陳光保這輩子一直以“敢為天下先”著稱，但那個年代仍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記。他給長子起名陳永遠，長女起名陳忠于，5個孩子的名字合起來是“永遠忠于毛主席”。
1977年，他治下的潭葛生產大隊，偷偷搞起了包產到戶，作為縣領導，陳光保不但不制止這個曾被毛主席否決的生產方式，反而暗中支持，后來甚至在公社會議上公開支持。
省領導把他找去，怒斥這是“倒退”。“讓潭葛這個‘乞丐村’的農民有飯吃有衣服穿怎么是倒退呢？”陳光保不能理解，“我要聯合廣東14個縣委書記去北京找鄧小平評理。”
后來，省領導說，“陳光保就不要到北京啦。這樣吧，窮隊可以包，富隊不要包。”
結果，陳光保回到縣里宣布：“窮隊富隊都要包！”
30年后，《廣東黨史》中承認，潭葛是“廣東包產到戶第一村”。從包產到戶的時間上來看，它比安徽的小崗村早了整整一年。
這就是他對官員的理解，“教育不光是在學校念書，還包括為官和為人”。他甚至從縣財政出資500萬元，先后送800名年輕干部在高校培訓。據說，廣東省委現任的兩位副秘書長、一位政協副主席、一位人大辦主任，都是得益于此。
盡管地處偏遠，保伯農場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訪客。訪客分為兩撥人。一撥是深受知遇之恩的官員來看老領導的，還有一撥是附近的農民有困難，有“冤情”，來找“保伯”訴苦的。
于是，“保伯”的襯衫左口袋里總是裝著一沓百元的鈔票，有困難的，就200元、300元地給。這原本都是兒孫們孝敬他的。
這個退休干部深受周圍農民們的愛戴。當有人偷電線，“保伯”一個電話，調和村就來了200多人包圍了竊賊；發生了火災，賢洋村立即來了幾十人救火；有一年糖廠要停榨，保伯的甘蔗還沒收完，潭葛村就來了300多人幫著砍甘蔗，兩天內收完……
而有時候，“保伯”就成了傳聲筒，從農民這里聽到看到的，就傳達給官員：
比方說，過去官員下鄉住在農民家，現在“不下鄉了”。一個60多歲的農民到縣里反映情況，找不到領導，一到省里、北京，就被送回來。
比方說，過去到雷州來視察的上級領導都是住招待所，喝酒就喝幾毛錢一斤的海康米酒。現在就連一個小科長，都“動不動就住酒店，喝洋酒……”
比方說，過去官員講求實事求是，現在好多“弄虛作假”。
“我們已經嚴重脫離群眾了。”說到這里，這位老干部長嘆了一口氣，眼中猶帶淚痕。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本翻了多年，顯得破破爛爛的黨章，上面諸如“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之類的字下方，都用紅筆畫了出來。
“保伯”心有所感，用當地特有的雷州歌的形式，創作了一本316頁的《好官壞官歌》，里面唱“壞官二十害”，“壞官臭萬年”。壞官名錄那部分更是從建國初的劉青山、張子善，一直唱到新近的王華元、陳紹基。
“官員來了，我就送一本，然后唱給他們聽。”保伯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誡“要做好官，不要做壞官”。
很多時候，保伯不能理解當下的世道人心，就像很多人不能理解，他這樣做，“究竟是圖什么？”
“您出書立說做好事，是為了青史留名嗎？”有人直言不諱地問陳光保。事實上，的確有人把“保伯”和雷州歷史上的三位清官合稱“三公一伯”，相關出版物也在籌劃中。
在“保伯”看來，自己尚不能與先賢并列，不過，讓老人高興的是，自己捐資助學所產生的示范效應，已經逐漸顯現。
今年，雷州市附城鎮麻演村黃源勝三兄弟都考上了大學，但因家窮，無法承受一年幾萬元的開銷，三人面臨“抓鬮上大學”的窘境。
陳光保知道后，資助他們兄弟三人1萬元。隨后，雷州市政府資助4.5萬元，各社會人士捐資4萬多元，三兄弟讀大學的費用基本得到解決。
最近，“保伯”召開了一次討論捐資助學的家庭會議，子女都表態，會尊重他的意見。他的長子陳永遠已經改名陳強，女兒陳忠于也改做陳忠瑜。
“我們這一代人表達感情不會這么直白。”陳忠瑜說，“但不能否認，爸爸那一代人的精神真是很了不起。”
當然，如果是“保伯”認準的事，恐怕是沒有人能左右得了。在家里，他是嚴父的形象，在工作中，他也是不茍言笑，不怒自威。翻看陳光保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相片，這位身高1.8米的大漢總是一臉嚴肅的表情。
唯一例外的，是在參觀農場的路上。
“你看，今年的香蕉長得多好。”這個退休高官指著車窗外已經掛果的香蕉林，咧著嘴嘿嘿地笑，“12月份我又可以賣甘蔗，明年就不用為籌錢發愁了。” （蔣昕捷文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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