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不僅是一個對自己嚴格要求的人，而且對其子女、身邊工作人員的要求也極為嚴格。盡管兒女們早已成家立業，老大、老二、老三已退休，但他對子女們的兩個基本要求絲毫沒有改變：“一是要忠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二是要自立自強。”雖是94歲高齡，但每當子女們前來看望他時，他總還要不斷地重復這兩句話，并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不時為這兩句話注入一些新的內容。在他看來，只有黨和人民的事業才是偉大、神圣的事業，也是共產黨人的畢生追求。在他的嚴厲要求下，子女們無不遵循其“家訓”，在極為平常的工作崗位上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言教 送子下鄉務農
1962年9月，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副市長的萬里，將18歲的長子萬伯翱送到了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和眾多知青一樣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萬伯翱在這里一干就是整整10年。
圍繞萬伯翱下鄉的問題，家里還舉行了一個家庭會議，專門請來了年近八旬的奶奶，盡管在會上，奶奶一直不贊同，媽媽也流下了眼淚，但萬里卻說，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愛，愛孩子，要看怎么一個愛法，怎么對待。長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種愛，放在農村去鍛煉也是一種愛，為此，我決定讓老大到最艱苦的農村去，到農業第一線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們都哭了，奶奶說給他多帶點錢和生活上用的東西。萬里說，不要，什么也不要給他帶，一毛錢也不要給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會給他寄錢。
萬伯翱出發時，媽媽邊濤給他帶了三樣東西——一件是萬里在抗日戰爭時期部隊發的一床縫了又縫、補了又補的舊被子，一件是萬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襖。而萬里則送給萬伯翱兩本書和一個筆記本。一本是《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本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不愛題字的萬里在筆記本的扉頁上寫著：“一遇困難、立即堅持。”就這樣萬伯翱帶著父母親的囑托和牽掛，懷揣當月15元錢的伙食費，在警衛員的陪同下來到了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
位于豫東平原的黃泛區農場，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剛去的時候住的是草屋，睡的是50多人的大通鋪。用水要步行一里多路到井里一桶一桶地打。沒有電燈，他用自制的煤油燈照明。在集體食堂吃飯，每天不是紅薯加咸湯就是高粱花卷饃。惟一“奢侈”的物品是一臺日產六極管半導體收音機，這是下鄉時廖承志伯伯送給他的紀念品。他休息時聽聽新聞，有時也聽聽戲劇。他牢記臨行前父親的叮囑，嚴格要求自己，不吸煙，不酗酒。他穿的衣服全是舊的，衣服爛了，自己學著縫補；平時不打撲克，不下象棋，每天晚上不顧一天勞動的疲勞，堅持在煤油燈下讀書，寫勞動日記；當時沒有桌子，他就趴在床上去寫。
1963年的春節，是他下鄉后的第一個春節，萬伯翱給母親寫信，希望回北京過年。萬里在回信中說：“為了你更好地進步，更好地鍛煉，你還是不回北京過年的好，你要在農場與工人們一塊過。因為你剛去半年多就請假回來探親，這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過春節會很有意義。鄭板橋有一首詩：‘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此名言應作為你堅定革命立場的警句。同時寄去《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等書籍，望在春節空閑中，認真地閱讀，并做好筆記。”
萬伯翱接到父親來信后，很失望、很沮喪，在他看來，父親也太嚴格了，太不合乎情理了。在聽從父親的教導后，萬伯翱愉快地留在農場。支部書記、大隊長邀請萬伯翱到他們家過節，就這樣萬伯翱分別在書記、大隊長家過節后參加了擁軍優屬和農場組織的職工球賽，在閱讀父親郵來的書籍中度過了下鄉后的第一個有意義的春節。
在萬伯翱的記憶里，農場勞動著實非常勞累。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上還要看護果園。最苦最累的莫過于給果樹打藥，盛夏氣溫通常高達38攝氏度，職工們要在“蒸籠”似的果園密林中，穿著厚厚的勞動布工作服，頭戴草帽，臉上再捂上厚厚的大口罩，裸露的皮膚上還要涂上一層能防農藥侵襲的肥皂水，雙手使勁地舉著一丈多長、綁有銅噴頭竹竿的橡膠皮管，跟著拖拉機作業。許多老職工都受不了，但萬伯翱硬是挺過來了，每年要打十多遍藥，幾乎每次他都主動要求參加，從未因故請過假，曠過工。
由于他在農場始終牢記萬里的話，埋頭干活，1963年9月24日，《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以“市委書記的兒子參加農業勞動”為標題發表文章，報道了萬伯翱在父親的鼓勵下，下鄉鍛煉的經歷。此后不久，周恩來在首都應屆中學畢業生代表大會上，還把萬伯翱稱為干部子弟下鄉的典型。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隨即出版了《知青日記選》，精選了他的18篇勞動日記。全國一些報紙都先后報道了萬伯翱的先進事跡。一時間，萬伯翱成了萬眾矚目的小“名人”，被有關部門樹為全國知識青年的先進典型。
給他寫信的知青、同齡人也多了起來。一度他回信都付不起郵票錢了，農場會計見此說，你給那些要求進步的知青復信是經過黨委批準的，不用你再買郵票了，就放到我這兒和公家的信一起發吧。誰知，當萬伯翱在家信中提到此事時，萬里回信告誡他說:“這不行，這太特殊了，8分錢的便宜不能占，還是應當由你自己來付這個郵費。”
看到兒子的成長，萬里非常高興，1965年3月萬里給萬伯翱寫了一封長信，贊揚他下鄉后受到了鍛煉，并再三叮囑兒子：要學習好毛主席、劉主席著作，這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一個人要真正提高政治水平，不學好這些書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認真學，仔細讀。萬里挑選了一部分書寄給萬伯翱，希望他能認真研讀。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萬里被當作“劉鄧司令部的黑干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萬伯翱也因此受到株連，被斥為 “農場黑黨委的掌上明珠”、“黑幫子弟”。由于他誠實，在工作中積極肯干，在長期的勞動和生活中和當地的工人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個株連九族的時代，萬伯翱沒有受到太多的批判。
在萬里的嚴格教導下，萬伯翱堅信自己的路是正確的，對下鄉務農無怨無悔，以豁達的態度直面挫折，最終，他以一顆真誠的心贏得了全場職工的信任。1972年春，在萬里已被定為“敵我矛盾，內部處理”的情況下，萬伯翱被全場職工和農場黨組織一致推薦，進入河南大學外語系。
萬伯翱在黃泛區園藝場勞動的10年，是萬里較為擔心的10年，在這10間，萬里先后給萬伯翱去過14封信，這在萬里所寫書信的記載中是最多的，至今萬伯翱還保存著那些信件。40年后，萬伯翱在接受鳳凰衛視《口述歷史》記者采訪談到這一切的時候說，父親和他那一代人一樣，在他們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國家的，黨的。只要黨和國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犧牲。
1969年，萬里又把小兒子萬曉武送到了中蘇邊境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時珍寶島剛剛發生武裝沖突，邊境形勢較為緊張。許多朋友勸說萬里緩一緩，但萬里謝絕了朋友的好意。出發那天，萬里把萬曉武送到大門口，掏出20塊錢遞給萬曉武說：“這錢你帶上，窮家富路嘛。”
身教 實行“三不主義”
1993年3月31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里，這位從政近60年的我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干部，開始了他的離休生活。
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萬里，對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為對在位領導干部工作的支持。對此，萬里在實踐中給自己作了三條具體規定：不參加剪彩、奠基等公務活動；不再擔任名譽職務；不寫序言不題詞。離休以來，他遵守自己規定的“三不主義”，過著“一動一靜”的離休生活。
萬里說，盡管他們對我都還很尊重，許多重要活動都還請我去參加，但我考慮再三，基本上都沒去。我認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講不講話？講什么話?許多情況不了解，講了人家聽不聽？這些都是問題。而且去了也不見得起到多大作用。與其如此，還不如能不參加的就不參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當然，“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關心黨和國家大事。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見，該說的時候，我想我還會說的。
1994年國慶節，是新中國成立45周年慶典。北京準備舉辦大型焰火晚會，中央邀請萬里在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萬里說：“天安門城樓我就不上了，不過焰火還是要看，我就到人民大會堂看吧。”焰火觀看完后，萬里提出再看看人民大會堂。子女扶著老爺子在樓道內走了一圈又一圈。做子女的明白老人的心境。這座建筑是由萬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間負責建造起來的。
萬里退出政壇后，在生活上并沒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特別有規律，每天中午飯后要睡上一覺，起來之后去參加體育活動。每周打三四次橋牌，兩次網球，偶爾打一次高爾夫球。吃飯一日三餐，比較素淡，有時喝點茅臺酒和啤酒。他在飲食上不挑剔，比較喜歡吃狗肉、羊肉類的肉食。晚飯后看電視，除了新聞外他比較喜歡京戲。
萬里每天仍在堅持多年形成的習慣，首先是閱讀當天送來的各種報刊和文件。萬里的聽力不好，但視力很好，看東西不戴眼鏡，有時一看就是幾個小時。他的記憶力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依然不減當年。他說，我現在下去的時間少了，接觸實際少了，我的主要信息來源，一是國內報刊的公開報道；二是港臺海外報刊；三是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大量參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門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領導和朋友交談中了解的情況。長子萬伯翱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書刊是萬里一生的好伴侶，常常手不釋卷。當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發行后，他極想一睹為快。他說：‘我在秘書那兒還有點兒錢，有好幾千塊吧？快去買一套吧！’可秘書聯系后回來說，人家照顧首長，只收成本價，也得13.5萬元（市場價15萬元），老人家一聽只搖搖頭。是啊，他的工資除了生活必需外，幾年加起來也不夠這個數啊！后來，我們幾個兒女集資給他買了一套，父親如愿以償，從此，一有空兒就細細翻閱起來。”
萬里90大壽生日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紛紛到中南海看望他，當領導同志問候他身體情況時，萬里高興地說：“我的身體很好，這主要是得益于我長期堅持‘一靜’（打橋牌），鍛煉頭腦預防老年癡呆，堅持‘一動’（打網球），活動四肢保持血脈暢通，這兩項活動，只要堅持，我相信人是可以活到100 歲的！”
萬里打網球的歷史可追溯到在山東曲阜師范學校讀書的時候。打網球這個體育項目，成了他一生在運動上的愛好。在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萬里關心體育，支持體育，而且身體力行，堅持體育鍛煉。他說，從兒童到老年人都要參加體育鍛煉，增強體質，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他在安徽主持工作期間，促成了建立省網球隊和修建網球場；他曾多次參與全運會、民族運動會以及亞運會等組織領導工作。1986年2月28日，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向萬里頒發了金質奧林匹克勛章，以表彰他為發展中國體育運動做出的突出貢獻。
現居住在中南海“含和堂”的萬里，享受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待遇，但他的生活簡單、儉樸。“含和堂”原是朱德的住所，現在有的外墻體有明顯的裂痕，有的地方墻皮都脫落了，國管局好幾次提出重新裝修一下，但萬里就是不同意，嫌花錢，說沒必要。走進萬里家中，更難以想象這就是原委員長的家，家具是舊的，床也是舊的，沙發還是那種過去機關里常見的，套著灰布套的那種。這種沙發在老百姓家中都少見了。
已是10年未離開中南海的他，每當外省市的領導，特別是老家山東省的領導請他去看一看新氣象時，他總是搖頭說：“我們下去要給人家添多少麻煩，還是別去了。” 夫人邊濤去世后，孩子們怕他郁悶傷心，也經常勸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仍覺得那樣太麻煩別人了，還是不去的好。就連每周到先農壇體育場去打網球，按照警衛規定，每次外出時可要求警衛和交管部門騰出專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卻從不允許秘書或家人這樣做，他說，北京的交通這么擁堵，不能再添亂。這樣一來，他外出時也就經常被堵在路上，有時一堵就是一個多小時。
萬里一生淡泊名利，在位期間面對朋友題字的請求，他總是笑著說，這樣的事你們還是請書法家合適。萬里惟一的女兒萬叔鵬對筆者說：“我們剛到美國時生活很艱苦，生活的壓力相當大，就在這種困難的時候，美國的一所大學找到我，他們提出，想請萬里為學校題個詞，他們愿意出4萬美元的酬金。但我知道爸爸不會題字，所以我當面就拒絕了。4萬美元呀，多大的數啊！當時正是我們最窮的時候，但我不后悔，萬里不允許這樣做。”
萬里不僅喜歡文學，時常作一些小詩，而且他也很喜歡字畫，當代大畫家像李苦禪、蔣兆和、李可染的住房問題，都是他在位時協調有關部門幫助解決的，但他從未向他們伸手要過一幅作品。20世紀60年代，萬里屋里懸掛的還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鴻和齊白石的作品。
禁令 不準打我的旗號
在次子萬仲翔心目中，父親做事很極端，不留余地，太無私，甚至讓他們這些做子女的感到有些絕情，這是他們那個時代為革命理想而獻身者共有的特點。
萬仲翔回憶說，我們家曾在東城區演樂胡同的一個四合院里住過，一天，單位為萬里住的北屋裝上了窗簾，南屋沒有裝。奶奶發現后大怒，怒斥萬里：“萬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裝了窗簾，為什么不給我這屋裝？”萬里說：“工作人員說給你也裝上，我怕公家花錢太多了，現在國家有困難，就給他們說你那屋就別裝了。”奶奶又說：“那你沒有津貼呀，你用津貼給我買嘛。”萬里無言以對，連聲允諾。后來萬里用自己的工資為奶奶的屋安上了窗簾。
萬里的父親在抗日戰爭中以身殉國，當時母親還不到40歲，一個不識字的小腳貧民女人帶著3個孩子，日子過得可想而知。在萬里的眼里，母親的身影永遠是在勞作、忙碌。那時，母親最大的理想就是讓萬里能夠讀書，將來穿上一件長衫，當一個小學教書先生。初中畢業后，萬里以優異的成績如愿考上山東曲阜省立第二師范學院，一方面師范學院是培養教書先生的，可以滿足母親的愿望，另一方面學校除了能管吃管住，每月還能發5塊錢的生活費，這樣他就不用母親再供養了。
在萬里的心目中，母親樂觀、堅毅的態度對他影響很大，他崇拜母親，敬仰母親吃苦耐勞的品性，這種摯愛甚至影響到他的決策和觀點。20世紀80年代初期，萬里就經常對國家體委的領導講：“你們要重視對女足的培養，中國婦女很能吃苦，我看女足沖出亞洲的希望比男足大。”事后有人說，萬里料事很準。
解放后，萬里就把母親接到自己身邊。萬里交代孩子們，好吃的要先給奶奶吃，好用的要先給奶奶用。萬里每次外出回家都要先到母親那看看，坐在她身邊，聽她用家鄉話講這講那，或隨聲附和，或開心一笑。
萬仲翔說：“有一件小事使我永遠不能忘懷。解放后，我們全家和幾位領導住在重慶市市區一幢莊園式建筑物中。陽臺上有些鵝卵石堆放在角落。我們這群從農村根據地來的孩子一時興奮好奇，竟然向樓下的墻外投起石子來了，比賽看誰投得遠，正投得起勁時，突然樓下傳來哭聲。這下闖大禍了。一群路人和家長帶著頭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門了。父親正好在家，馬上接待群眾賠禮道歉，立即派人用車送頭破的孩子去醫院醫治，然后回屋找我們問罪。我們躲在奶奶屋中啼哭，父親破門而入大怒說：“你們仗勢欺人，欺壓老百姓，那還了得，那不成了國民黨了。”父親想重拳出擊，被奶奶攔下了。
晚上吃飯時，我從樓上奶奶屋子出來，準備下樓，手中拿著一根奶奶哄我不哭的甘蔗，正碰見父親在樓下等著，他橫眉冷對朝我走來，我嚇得面色如土，以為父親要打我，只見父親飛起一腳，踢斷了我手中的甘蔗。從此我們再也不去那個陽臺玩了。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經歷的父親發火事件，從此懂得了不能仗勢欺人。父親、母親都是老師出身，平時不講粗話，也沒動手打過我們。”
萬里的妹妹萬云，從小在根據地長大，15歲就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大軍進入大西南后，被黨團組織選中派往蘇聯列寧格勒團校學習深造，以優異成績畢業后被分配到團中央做組織工作。1953年，萬云到團中央上班不久，時任中央建工部副部長的萬里就找她談話，認為她在機關工作高高在上不好，應該到工農中去，和工農相結合，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萬里硬是讓她離開團中央，將其調入北京國棉二廠的工會。萬云毫無怨言地投入到國棉二廠的各項工作中，獲得了領導和工人的一致好評。先是當上了廠工會主席，后又擔任廠黨委書記。“文革”中因萬里的問題被江青點名，造反派將她斗得死去活來。
萬里被解放后，萬云也相繼解放，恢復了工作。在工作中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北京紡織局的領導向萬里征求意見，準備提升萬云為紡織局副局長。萬里聽后馬上一口回絕，說：“萬云不夠格，比她優秀的人多得是，還是先提拔別人吧，萬云需要繼續鍛煉。”萬里的一句話中斷了萬云的職務晉升。又經過多年努力，組織上沒有征求萬里的意見，萬云才被提拔，當上副局長，臨退休也不過是個局級干部。當年萬云在蘇聯列寧格勒團校的同學有的當上了國家副總理，其余的也都當上部級、副部級干部。
無獨有偶，就在萬里剛擔任副總理期間，為解決長子萬伯翱妻子韓進川的進京問題，有熱心人幫助將她從鄭州鐵路局調到北京鐵路局工作。當調令即將發出時，萬里聽鐵道部的一位領導匯報工作時提到此事，馬上斬釘截鐵地說：“在鄭州鐵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嗎？為什么都要往北京調？都來北京，鄭州的工作由誰來做？夫婦分居兩地的又不是只有他們，先解決別人的困難吧。”就這樣，他的一句話就吹掉了韓進川進京的夢想。后來韓進川自己考入深圳大學，畢業后直接分配到在深圳工作，戶口也落在那里，至今也沒有進京。
在老百姓的想象中，萬里被打倒時，其家人也跟著他吃了不少的苦頭，現在萬里已榮升副總理了，其家人也應該享受一下待遇，誰知，萬里對他們的要求比過去更嚴厲。不僅規定了他們前往中南海的看望時間，而且還規定無論何時、無論何人，都不允許打著他的旗號辦私事，特別是個人職務晉升、工作調動，具體細節還有不準用他的紅色電話機打電話，不準公車私用等。
自萬里當了副總理后對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不過也有破例的情況。林彪集團成員邱會作的兒子邱魯光，在部隊表現不錯，因邱會作出了問題，部隊馬上讓他復員。但北京方面不敢接受，導致邱魯光無法上戶口，更無法安排工作。邱魯光找到萬仲翔訴說他的困境，并將寫給萬里的信讓萬仲翔轉交。萬仲翔斗膽沖破禁令向萬里反映了情況，并遞上求援信。沒想到萬里看完信后很快就批示讓下面解決，還說：“父親就是父親，兒子就是兒子，共產黨哪能搞‘株連’那一套。”有關部門接到萬里批示后，很快就為邱魯光辦理了入京戶口手續并安排了適當工作。（曾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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